◎胡庆和

想和她说几句家乡话

小向长得英俊，个子不高，活泼好动，打得一手好乒乓球，我也爱和他打交道。他父亲是区里一名干部，在农村属于家庭条件好的。正因为条件好，他就有了依靠，在农村常惹是生非；初中一毕业，父亲一横心，便让他参军，一方面磨磨他的性子，另一方面看看能否找到出路。兵站领导见他机灵活泼，便安排他当招待员，也就是客房服务员，主要工作是为零星住站人员端茶送水、扫地抹桌、铺床叠被。我虽是文书，还兼服务员之责，负责管理首长房——那是兵站唯一一幢呈“凹”字形的别墅。工作相近，职责相同，又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我们走得很近。他乒乓球打得极好，打遍兵站无敌手，连大站机关的军官也要专程来和他切磋球艺；我也常找他讨教。

这次他犯了错，似乎把头也低下半截，腰也直不起来，说话声音也小了。我总想问问他，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是青春期荷尔蒙作祟？当兵的人也有爱也有情，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他追的地点不合适——军队纪律规定，决不允许战士在部队驻地或附近谈恋爱。尽管他错了，我却的确不赞成领导说他“流氓”。我总想找个机会安慰他。

机会来了，是在春节期间。

没有住站人员，跑川藏线的汽车部队早已收队，回到成都平原的“老窝”冬眠。兵站的冬天很冷清。站里决定，大年三十会餐后，兵站食堂停火，把食物分到个人，自煮自吃。分的东西有饺子、大米、罐头、花生、瓜子、糖果、香肠、腊肉，每人还有一瓶江津白酒。

大年初一，我走进接待室，对独居于此的小向说：“走，去我那儿过年，喝酒吹牛。”我一人住套房：站长已提拔调到西藏某营级站任职，新任站长又不愿住这房，于是我就住了进来。想想看，一个战士住套房，是站领导的待遇。他说：“行，你那儿房子宽，条件好。”

我前脚进屋，摆好午餐：红烧肉、菠萝罐头、腊肉、香肠、花生米。他后脚推门而入，披着皮大衣，先在门外抖落衣上的雪花，再从怀里摸出一瓶江津白酒，“砰”地放到办公桌上，说：“今天我们喝个痛快！”我说：“我这里有酒，你带酒干什么？”他说：“一瓶不够，今天你一瓶我一瓶，对吹！”

办公桌成了餐桌，我俩坐在藤椅上，各握一个“手榴弹”（酒瓶），轻轻一碰就开喝，你一口，我一口。猎物是狗撵出来的，话是酒喝出来的。喝了半瓶，他便主动讲了纸条事件的来龙去脉。

“兵站生活太单调，远看万年雪山，近看空寂车场；白天送水擦桌，晚上看月数星。”他说那姑娘是川东老乡，说话好听。自己在兵站已待两年，思乡心切，就想跟那来自家乡的姑娘说说家乡话，听听家乡事。“指导员骂我是流氓，我不服。那天我什么也没干！请问天底下有这样文明的流氓吗？”

我说：“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言者无罪。你本可以用嘴说，可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偏要写那个条子。写字就有错，白纸黑字就是证据。再说，别怪指导员，他没多少文化，是真怕他的兵出事啊。”

这个理由不用指导员说，我很明白，也懂：人年轻，阅历浅，过早涉及恋爱，有时会酿成意外。此刻，我给他讲了一个真实故事——也许他早有所闻。

当兵半年后的一天，一位战友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原本不认识他，他自我介绍是道孚兵站的老乡，与我同年入伍；他从战友们的讲述中知道我，就想找我聊几句心理话。他所在兵站距我站约二百公里，说到甘孜看病。他高中毕业，当兵前已交女友，可惜是地主之女。到兵站后，站领导要他同地主之女划清界限，在部队干出点名堂。前句话他听不进，后句话他当作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