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五版）
十年里，关工委的每一次会议我都准时到场。无论是政策学习会、工作部署会，还是经验交流会，我总会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带着笔记本认真记录——哪些学校需要帮扶，哪些孩子有特殊困难，哪些工作还得再细化，这些都要记在心上，落到实处。
检查网吧是项磨人的活儿，常常要在傍晚或周末出动，盯着那些可能偷偷接纳未成年人的角落。有一年冬天，雪下得正紧，我们在寒风里蹲守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劝回了几个逃课上网的孩子。看着他们冻红的鼻尖，我既心疼又着急，当场就跟他们聊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日子不是靠虚拟世界混出来的，你们的肩膀，将来要扛得起自己的人生啊。”
下乡走访更是常事。山路不好走，有时要换乘两三次车，再步行几里地才能到偏远的村小。但只要一想到能亲眼看看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听听老师们的需求，再累也觉得值。记得有个村寨的小学，教室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冬天冷风直往里灌。回去后，我立刻在关工委会议上提了这事，没过多久，大家就凑钱买了玻璃和保暖材料，跟着施工队一起去把窗户修好了。看着孩子们在暖和的教室里读书，朗朗的声音像春芽破土，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这些年，为灾区捐款、为困难儿童和残疾儿童献爱心，早已成了习惯。每次看到新闻里报道灾情，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关工委捐上一笔钱；学校里有孩子因为家境不好交不起学费，或是残疾孩子需要辅助器具，我总会尽己所能搭把手。有时是从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有时是把家里用不上的衣物、书籍整理出来送去。
有个叫小宇的残疾男孩，双腿不便却特别爱读书。我第一次去看他时，他正趴在床上看一本翻烂了的童话书。我当即给他买了一套新的儿童读物，又联系残联帮他申请了轮椅。后来再去，他坐在轮椅上，举着满分的试卷冲我笑：“爷爷，我以后也要像您说的那样，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应。算下来，这十年捐的钱物加起来已有好几万，但比起孩子们眼里的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还有一名叫张溶的女生，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我和我的战友熊志荣马上到关工委捐资助学。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学校讲课的日子。十年里，我走进了十几所中小学的课堂，给孩子们讲革命先烈的故事——赵一曼如何在酷刑面前坚守信仰，董存瑞怎样舍身炸碉堡，还有我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讲战斗的故事，雪地里啃冻馒头的坚守，战斗中与战友并肩的默契，以及那些为了守护家国而牺牲的年轻面孔。
每次讲起这些，台下的孩子们都睁大眼睛，有的悄悄抹眼泪，有的攥紧了小拳头。有个孩子课后跑来问我：“爷爷，你们那时候那么苦，怎么还能坚持呢？”我摸着他的头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吃的苦，是为了让你们将来能笑着长大。你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党，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报答。”
十年关工委路，走得踏实，走得温暖。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高、懂事，从懵懂孩童长成有理想、有担当的少年，我就知道这份工作，我没选错；这份牵挂，值得用一辈子去守护。只要还走得动、说得清，我就会一直站在孩子们身边，做他们成长路上的一块铺路石。
家乡的变化
在康巴高原的褶皱里，孔玉藏着太多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我的家乡，这个曾被称作“桑慈”（藏语意为“隐秘的苦难之地”）的地方，在新旧时代的更迭中，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从刀耕火种的穷乡僻壤到瓜果飘香的富山庄，从命悬一线的险途到四通八达的坦途，变化的不仅是山水容颜，更是世代孔玉人挺直的腰杆与幸福的日子。
记忆里的孔玉，是被群山死死锁住的困局。那时候，“穷”是刻在土地里的根，“险”是悬在头顶的剑。祖辈们靠着刀耕火种过活，一把木犁、一头瘦牛，在陡峭的坡地上刨食，一年的收成够不够填肚子，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地里长不出多少粮食，家家户户的灶台上，常年飘着的是野菜汤的清苦气味，玉米面是过年才能见着的稀罕物，更不知道大米的“树”有多高多粗，听都没听到过还有大米，孩子们能啃上一块烤土豆，就能高兴一整天。
更让人绝望的是与外界的隔绝。从康定到孔玉，两条路都像是阎王殿的请柬。一条要从中谷村翻大炮山，光是名字就透着寒气——大炮山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不化，山风像刀子一样刮人脸，夏天也可能突然飘起鹅毛大雪。我爷爷年轻时曾走这条路，他说过，翻山要赶在日出前出发，背着几十斤的货物，踩着没膝的积雪，每一步都要钉在地上，稍不留神就会滑下万丈深渊。有一年冬天，村里的五个人结伴翻山去康定卖山货，结果遇上暴风雪，只有一个人抱着块岩石三天三夜才捡回条命，其余四人连尸骨都没找着。
另一条从鱼通到孔玉的路，更是险得很。说是路，其实就是悬崖上凿出来的几个脚窝，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只脚横着踩，旁边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底下是大渡河的激流，水声像野兽咆哮，听着就让人头晕腿软。老人们说，这条路“连猴子攀爬都犯怵”，一点不夸张。沿途的地名，个个都带着血腥味：老鹰岩是说只有老鹰敢在那悬崖上筑巢；鸡心梁子是形容山梁窄得像鸡心，站在上面能看见两边的深渊；山埂子则是提醒路人，此山危险常有强盗行抢必需三更前通过，能避免抢劫。山路十分危险，一步踏错就是粉身碎骨。
而“阎王舔”“鬼招手”“怀抱石”“牛舔盐巴”“二百钱”“玉禾槽”这几个地方，更是夺命的关口。“阎王舔”是一段崖壁，常年被雨水冲刷得溜滑，石壁上能照见人影，走在那里，就像被阎王用舌头舔着后背，稍一哆嗦就会坠入深渊；“鬼招手”是几棵歪脖子树，长在悬崖边，树枝在风里摇摇晃晃，远远看去像鬼在招手，据说有好几个人在那里被树枝勾住衣服，失足掉了下去；“怀抱石”是块悬在路中间的巨石，人要过去必须像抱孩子一样贴着石头挪，石头松动了好几次，村里每年都要派人用木头撑着，生怕它掉下来砸断唯一的通道；“牛舔盐巴”是因为崖壁上渗出盐碱，牛羊路过会停下来舔，很多牲口只顾着舔盐，忘了脚下是悬崖，一头栽下去；“二百钱”的名字更让人揪心——以前有人在那里摔死，家里人凑不齐丧葬费，只能用二百钱的钱纸烧了算是安葬；“玉禾槽”则是长在崖边的溜口，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我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叫罗布的年轻人，为了给病重的母亲抓药，硬着头皮走鱼通路去康定。走到“鬼招手”时，脚下的石头突然松动，他下意识地抓住一根树枝，整个人悬在半空中。树枝慢慢被拉断，他喊着“阿妈”掉了下去，声音在峡谷里飘了很久，最后被河水吞没。母亲在家等了半个月，药没等来，等来的只有村里人从河边捡回的一只鞋子。那时候，孔玉人的命，就像悬崖上的草，风一吹就可能断了。
因为路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也出不去。村里的花椒、核桃长得再好，也只能烂在山里；有人得了急病，只能靠跳神、喝草药，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我奶奶就是这样走的，她生我父亲时大出血，村里的接生婆束手无策，想去康定请医生，可路太远，等赶到时，奶奶已经没气了。听上辈人讲，奶奶最后望着屋顶，嘴里念叨着“要是路能好走点就好了”，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孔玉人心里几十年。
那时候的孔玉，没有电，没有学校，更没有医院。晚上照明靠松油灯，黑烟把墙壁熏得漆黑；孩子们跟着大人在地里干活，能认识几个字的，都是去过康定的人；土司和地主住着石砌的房子，而老百姓只能住茅草棚，夏天漏雨，冬天漏风，遇上山洪，房子被冲垮是常事。每年冬天，都有老人冻饿而死，夏天山洪暴发，又有田地被冲毁，孔玉人就在这苦难里轮回，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盼啊盼，红旗插上了康巴高原，孔玉的天，终于亮了。解放军来了，他们背着枪，却不像以前的兵那样抢东西，反而帮老百姓挑水、种地。他们说：“以后，咱们要修公路，让汽车开到家门口；要盖学校，让娃娃们读书；要建医院，让大家看病不愁。”那时候，很多人不信，觉得这是梦话——悬崖上怎么可能修公路？但共产党说话算数。解放后没多久，水运处就组织了修路队，开始修人行马路。修路的人里，有解放军，有外地来的工人，也有村里的年轻人。他们带着钢钎、锤子，在悬崖上凿，在雪地里挖，手上磨出了血泡，冬天冻裂了口子，用布条一裹继续干。有个叫王建军的解放军战士，在凿“阎王舔”时，被松动的石头砸中了腿，他咬着牙说“路不修通，我不下去”，最后腿留下了残疾，他却坚持到马路修通那天。
1956年，第一条人行马路终于通了。虽然还是土路，下雨会泥泞，但能背东西走路，能骑马了。那天，全村人都跑到路边，看着有人背着布匹走进村，有人哭了，说祖辈的梦，终于实现了。
路通了，变化就像雨后春笋，一点点冒了出来。村里盖起了小学，我成了第一批学生，第一次拿起铅笔时，手都在抖；卫生所也建起来了，有了医生和药，再也不用看着亲人被病痛夺走生命；松油灯换成了煤油灯，后来又通了电，第一次看到电灯亮起来时，孩子们围着灯泡转了好几圈，觉得比星星还亮。
1985年，是孔玉历史上值得书写的一年——瓦丹公路修通了。这条公路从瓦斯沟到丹巴，正好经过孔玉，汽车第一次开进了村里。通车那天，锣鼓喧天，全村人都来看热闹，汽车喇叭一响，吓得鸡飞狗跳，孩子们却追着汽车跑，喊着“铁牛！铁牛！”。我骑着自行车跟在汽车后面，跑了好几里地，心里想：以后去康定，再也不用翻雪山、走悬崖了，几个小时就能到。
公路带来了真正的改变。外面的商贩来了，收走了村里的花椒、核桃，给我们带来了电视机、洗衣机；年轻人出去打工，学了技术，回来盖起了砖房；政府组织大家种果树，苹果树、花椒树栽满了山坡。我家也盖了新房，有了玻璃窗，冬天再也不用冻得缩在被窝里。更让人振奋的是大渡河上的变化。康定境内的大渡河上，一座座水电站拔地而起——江嘴电站、黄金坪电站、猴子岩电站，拦河大坝像巨人的臂膀，把河水拦住，发出的电点亮了千家万户，也带动了地方发展。为了支持电站建设，一些村民搬了家，但政府给他们盖了新的移民村，房子宽敞明亮，比以前的茅草棚好上百倍。我去移民村看过，家家户户有院子，院里种着花，老人在树下下棋，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耍，脸上都是笑。
前些年的脱贫攻坚，更是让孔玉彻底变了样。“村村通”公路修到了每个村寨，柏油马路平平整整，小轿车能直接开到家门口；自来水通了，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再也不用去几里外的河边挑水；每家每户都建了卫生间，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脏乱差的旱厕；以前的茅草棚、土坯房，全都变成了白墙灰瓦的新房，新村规划得整整齐齐，路边种着格桑花，看着就让人舒心。
产业也跟着发展起来了。政府根据孔玉的气候和土壤，引导大家种羊肚菌、花椒、苹果、茶树，建了一个个产业园。春天，茶园里一片新绿，采茶姑娘的笑声在山谷里回荡；秋天，苹果红了，花椒红了，羊肚菌卖出了好价钱，村民们忙着采摘、包装，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我算过一笔账，现在一户人家种几亩花椒，一年就能收入好几万，比以前种粮食强多了。网上卖各种农产品，再不担心卖不出去，附加值更高了。年轻人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在村里的产业园上班，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里。
现在的孔玉，再也不是那个穷山村，家家户户有小汽车，人人玩起了手机，学校里，孩子们穿着干净的校服，在宽敞的教室里用多媒体上课；村里的文化广场上，晚上会有广场舞，老人小孩都来凑热闹；卫生室里，有了先进的设备，小病小痛不用出村就能看；电商也发展起来了，村民们用手机就能把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去康定，开着自己的小轿车，走在柏油路上，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再也想象不出当年翻雪山、走悬崖的艰难。有一次，我带着城里来的孙子去看以前的“鬼招手”，那里已经修了观景台，游客们在那里拍照，惊叹着大自然的险峻。我给孙子讲起罗布的故事，他听得眼睛瞪得大大的，说：“爷爷，以前的人好可怜啊，现在多好。”我摸着他的头，看着远处的产业园和新村，心里想：是啊，多好。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党把悬崖变成了坦途，把苦土变成了良田，把孔玉人从苦难里拉出来，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故乡的变化，是刻在大地上的史诗，是写在老百姓笑脸上的答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孔玉人，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心里充满了感激。我知道，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共产党带领着我们一锤一凿干出来的，是一代一代人奋斗出来的。往后的日子，孔玉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身后有强大的祖国，眼前有光明的未来。
瑾以此文献给建州7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