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十四年抗战史，《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如一本黑白的纪录片，引领我们走入那段硝烟与光影交织的岁月。秦翼与张丹两位学者以笔为镜头，将十四年抗战中中国电影不屈的历程，一幕幕呈现于书页间。

◎钟芳

这不是寻常的电影史叙述。当胶卷的转动声与救亡的号角重叠，电影便从单纯的娱乐工具演进为历史的见证。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抗战年代，电影人常将珍贵胶片藏在米缸里防潮，用竹筒代替金属片盒运输——这些充满民间智慧的生存策略，折射出中国电影在战火中的顽强生命力。从淞沪烽火初燃到胜利荣光重返，众多电影人与民族命运共同沉浮：书中披露的中央电影摄影场1938年工作报告显示，他们平均每部纪录片要穿越三次敌占区才能完成拍摄，摄影棚可以是战壕，胶片能成为子弹，而银幕，正是映照民族魂的无形疆场。

书中细致勾勒出战时电影这张碎片化的版图，每个区域都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抗争形态。大后方重庆，抗战电影在轰炸间隙顽强生长，《八百壮士》拍摄时因缺乏升降设备，摄影师们只能用肩膀扛着机器完成俯拍镜头。延安窑洞里，简陋的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南泥湾开荒的珍贵画面，洗印药水要用草木灰过滤反复使用。上海租界内，新华公司拍摄《木兰从军》时，布景师偷偷将“还我河山”四字篆刻在道具铠甲内衬。这些细节构成了一部微观技术史，揭示艺术创作如何在物质匮乏中迸发惊人创造力。

尤为可贵的是书中对个体生命的凝视。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费穆，在苏州外景地因唯一一台摄影机被军方征用，于是连夜手绘分镜稿替代实拍。在物质匮乏的战时，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发明了“土法同期录音”，用留声机蜡筒与胶片手动同步。抗战剧中的女明星黎莉莉，在拍摄《塞上风云》时坠马受伤，仍坚持完成马上镜头。这些故事让史料有了血肉温度，也让那个时代的抗战电影，满溢着丰厚的质感和倔强的文化基因。

十四年抗战，重塑了电影艺术的语言体系。大后方纪录片《民族万岁》用失焦镜头表现轰炸后的眩晕感，这种“不完美”反而成就了震撼的美学真实。延安电影团开创的“行走放映”模式，将银幕挂在老乡家的土墙上，观众席地而坐的场景，构成了最早的沉浸式观影体验。书中指出，战时电影最动人的特质在于“未完成的完成感”——胶片上的划痕、跳帧、曝光不足，都成为历史创伤的视觉印记。当看到1940年昆明民众站在雨中观看露天电影的档案照片，湿漉漉的银幕上抗日将士的身影与观众融为一体，方才懂得何为众志成城、何为万众一心。

《光影山河》对“电影作为武器”的阐释尤为深刻。书中比较了不同区域的宣传策略：大后方影片善用传统戏曲程式唤起文化认同，孤岛电影借助古装片外壳传递现实隐喻，而根据地纪录片则开创了“群众参与式”拍摄——农民在镜头前收割、纺线的真实画面，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战信心。这些不同形态的影像抗争，共同构成了抗战文化的复调叙事。书中，对电影音乐的分析也比较到位，详细解读了《黄河大合唱》的经典旋律从荧屏传唱到街头的过程，指出，《黄河大合唱》借助电影，唱出了全民抗战的澎湃激情，有力地展示了国人的家国之爱。赏读全书中，总会被那些温暖的细节所感动。1944年桂林大撤退时，一位放映员老周坚持用板车拉着放映机步行三百里，只因机器里装着未冲洗的战场胶片。香港沦陷次日，著名导演蔡楚生将《孤岛天堂》的底片秘密缝进棉袄偷渡内地。这些影像早已超越电影本身，而成为先辈留给我们的最有风骨的“战地家书”。

《光影山河》的装帧本身便是对历史的致敬——做旧牛皮纸封面上烫印的胶片纹路，铜棕色内封的厚重质感，连同那些印着时间印记的剧照，共同构成了一件可触摸的抗战影像录。它既为研究者提供了脉络清晰的学术地图，也为普通读者打开了触摸民族集体记忆的温度之门。

合上书页，耳畔似仍回荡着摄影机的转动声与抗战的号角交响。硝烟散尽八十载，胶卷上的影像或有划痕，但光影深处不屈的精神依然铮铮作响。当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艺术便不再是风花雪月的低吟，而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剑、凝聚人心的火炬。岂能忘怀，那些在轰炸间隙抢拍的镜头，在流亡路上守护的胶片，在山沟窑洞里冲洗的拷贝——每一帧都记录着中华民族在血泪中挺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