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美禄

簪花，是指将花插于发髻上的装饰行为。西汉初年出使南越国的陆贾在《南越行纪》中说：“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这大概是中国人簪花最早的记载。在陆贾记载之前，南越女子簪花以为首饰的习俗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由此足见簪花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女为悦己者容，所以簪花主体当以年轻女性为主。李清照在《减字木兰花》词中说：“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假如说李清照簪花还是个人行为，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中的几位女子簪花，那就是集体行为了，她们分别簪了芍药、海棠、荷花、蔷薇、牡丹与辛夷花。“女人如花”的比喻跨越时空，谁说不是簪花使得人们乐于近取譬呢？

年轻的女性簪花，世俗可以接受；老年人簪花，世俗则不以为然。《宋史·舆服志五》“簪戴”条记载：“帕头簪花，谓之簪戴。”“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可见簪花在宋代已经制度化，簪戴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花，成了区分官员级别高低的外在标志。刘灏在《广群芳谱》中记载：“立春日，自郎官御史以上皆赐春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东坡立春日，亦簪幡胜过子由。诸子侄笑指云：‘伯伯老人亦簪花胜耶？’”所谓幡胜，即为了纳福而戴在头上的纸花或者丝绸花。苏轼簪幡胜的经历，虽然可与《宋史》相印证，但被“诸子侄笑”的意味很丰富，从中不难管窥到老年簪花不被世俗所认同。

既然如此，那么捉弄一个老人，给她簪花便不失为一种高妙的手段。《红楼梦》中，刘姥姥在荣国府被王熙凤拉住，“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成了个老妖精”，结果惹得“贾母和众人笑的不住”。王熙凤给刘姥姥簪花满头，既取悦了贾母，又捉弄了刘姥姥，可谓一举两得。刘姥姥只能以“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进行自我解嘲。老年人簪花之所以惹人发笑，大概是鸡皮鹤发与美丽馥郁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因而显得十分滑稽吧。需要说明的是，《红楼梦》在同一回中写道，贾母拣了一朵大红的菊花“簪于鬓上”，人们的反应却很平静。那是因为贾母在荣国府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簪戴大红色的菊花与其身份相符；再说贾母只取一朵，点到为止，在“度”上把握得很好。刘姥姥被“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物极必反，其滑稽之态便凸显了出来。

西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中有“九月九日佩茱萸”之说；而西晋周处编撰的《风土记》则说：“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不知具体在何时，人们将“佩”茱萸改成了“插”茱萸。插在哪里呢？当然是插在头上。重阳节这天老年人头插茱萸，除了应景之外，也有蠲邪纳福的心理诉求。老年人头插茱萸，也是一种广义的簪花，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常常不忘借此自嘲一番。宋代宋祁说：“白头太守真愚甚，满插茱萸望辟邪。”苏泂说：“华颠可笑插茱萸”。明代沈懋德也说：“茱萸红满，雨里笑吾曹。”这些表述都含有自嘲的意味。何以如此呢？或许是诗人内心都有对老年簪花的自我否定吧。

明知簪花会为世俗所笑，有时候诗人却偏要簪花，这充分体现出了一种不服老的倔强。苏轼在《吉祥寺赏牡丹》诗中说：“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三中也说：“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元代吴锡畴《分题牡丹》一诗道：“醉把一枝簪帽侧，从教人笑老夫狂。”明代陈献章《谢九江惠菊》其二中也道：“花前酌酒笑未足，酒后簪花笑杀人。”从这些诗句看来，老年簪花，有时候也是狂放、自适与洒脱的表现。面对外界的哂笑，诗人不以为意，泰然处之，因此这些诗中的簪花意象不是简单的装饰符号，而是诗人天真烂漫与豁达乐观的体现。

老年簪花，因不为世俗所认同，所以常常伴随着“笑”。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哂笑，也有自嘲的笑。前者是一种社会性的制裁，在有意无意中可以规训和约束个体的狂放；后者则是对尴尬处境的化解，也是一种隐蔽的心理防御机制。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年簪花具有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