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华

　　我叫王大华，小名富贵，可这辈子的开头，半点也不富贵。我出生在四川省资阳县中和区大洪公社一大队四小队，也就是现在的资阳大洪坳。妈妈说我出生那天，沱江的水涨得正高，院子里的鸡都飞到了柴房顶上，接生婆用粗布擦去我身上的血污时，叹着气说：“这娃生在苦日子里，能活下来就是福分。”谁也没想到，这个在饥饿边缘挣扎长大的娃，后来会踩着雪路走进高原，在金沙江畔扎根三十年，活出了另一番模样。

　　沱江畔的苦乐童年

　　从记事起，我的肚子就从没真正饱过。大洪坳依山傍水，沱江绕着村子蜿蜒而过，可这山这水没能带来富足，反倒让饥饿的记忆更加清晰。

　　为了填饱肚子，我五岁就跟着村里的大孩子去沱江捕鱼、捉蟹，在河滩上挖野菜，钻进红薯地里偷烤红薯，甚至在田埂上捉田鼠烤着吃。现在的年轻人听了可能觉得恶心，可在当时，那都是能救命的吃食。记得有一次，我和同村的狗蛋去江里网鱼，突然遇上暴雨，江水猛涨，我们的小船被浪打得东倒西歪。狗蛋吓得哭了起来，我死死抓住船桨，凭着平时跟父亲学的驾船技巧，硬是把船划到了岸边。上岸时，我们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可看到船舱里那几条蹦跳的鱼，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这下，家里人又能改善一顿伙食了。

　　五岁那年，妈妈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学堂。说是学堂，其实就是一间破旧的土坯房，屋顶漏着雨，墙角结着蛛网。我没有鞋子穿，光着脚走在布满碎石的山路上，夏天被晒得滚烫的石头烫得直跳，冬天双脚冻得裂开口子，鲜血顺着脚趾缝往下流，踩在雪地上，留下一个个带血的脚印。可我从来没旷过一天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家里喂完猪、拾完柴，再背着补丁摞补丁的书包往学堂跑。

　　十二岁那年，生产队分红苕，我主动请缨去三十里外的粮站挑红苕回家。山路崎岖，担子压得我的肩膀生疼，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浸湿了单薄的衣衫。走到半路，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我就把担子放在路边，坐在石头上歇会儿。看着远处连绵的群山，我心里想着家里等着红苕下锅的弟妹，又咬着牙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我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了两道深深的红印，脚底板磨起了好几个水泡，可当妈妈把热气腾腾的红苕端上桌时，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少年时的我，就已经学会了为家里分忧。我跟着父亲学驾船，每天驾船往返于大洪坳码头与资阳县城码头，载着或运物资或赶集的人，每天能够挣10工分。我跟着二外公学木工活，一有空就去帮供销社捡大圆石，赚点零钱补贴家用。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能走出这穷山沟，看看外面的世界。

　　金沙江畔的高原岁月

　　1974年底，村里传来消息，甘孜州白玉县招工，要招一批有驾船技术的工人支援当地建设。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动——这正是我走出大山的机会！可生产队的队长不同意，说我是村里的壮劳力，不能走。我不甘心，一次次去找队长求情，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我每个月给生产队交15元创收款，生产队才放我走。

　　1974年12月，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前往康定的路。我们坐着卡车，沿着康藏公路翻越二郎山。山路崎岖险峻，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卡车在山路上颠簸前行，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途中，我们遇到了冰雪天气，路面结冰打滑，司机只能小心翼翼地驾驶。路上还遇到了塌方，巨大的石块滚落在公路上，阻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只能下车，用铁锹、锄头一点点清理石块，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打通了道路。

　　之后，经过十几天的苦苦等待和艰难跋涉，我们辗转到了德格县，再从德格的岗拖码头乘船，顺着金沙江下行，到达白玉县向阳乡八吉码头，这也是我今后工作的地点。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这就是合同上写的白玉县金沙江航运组吗？离江边五六十米高的山坡上用片石堆砌了几间平房，房面上是用泥土压实的；它右边是堆放往返物资的仓库，仓库是用木板搭建的简易建筑，房顶用牛毛毡覆盖着。

　　初到高原，我就遭遇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困难，浑身无力，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加上这里气候恶劣，冬天寒冷刺骨，夏天紫外线强烈，我一度想要放弃。可每当我想起家人的期盼，想起自己走出大山的决心，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我跟着老工人学习如何适应高原气候，如何识别险滩，如何操控船只。慢慢地，我适应了高原的生活，也练就了一身驾船的好本领。

　　金沙江的险滩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仁仲滩。那里礁石林立，江水湍急，漩涡密布，很多船只都在这里触礁沉没。有一次，我驾着船运送一批物资，经过仁仲滩时，突然遇到了急流。船只被浪打得东倒西歪，眼看就要触礁，我沉着冷静，紧紧握住船舵，凭借着对江水的熟悉和多年的驾船经验，一次次避开礁石，最终成功冲出了险滩。上岸后，同行的藏族同胞彭措拍着我的肩膀说：“王大华，你真勇敢！不愧是沱江畔长大的汉子！”

　　在白玉的这些年里，我不仅从事航运工作，还参与了很多其他工程。我参与过昌曲河航道疏通，顶着烈日在河边挖泥、清淤；参与过县一号水电厂水渠维修，在冰冷的水里摸爬滚打；还参与过县中学课桌制作，用自己学的木工手艺，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张张结实的课桌。在工作中，我学会了木工、油漆等多种技能，也和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彭措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当地的藏族牧民，为人热情豪爽。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聊天，他教我讲藏语，教我识别高原上的动植物；我教他驾船，教他木工活。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彭措背着我跑了十几里山路，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在我住院期间，他每天都来看我，给我带来酥油茶和糌粑，悉心照顾我。伍金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航运组的同事，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在金沙江的险滩上并肩作战。有一次，我们的船在运输途中遇到了风浪，船底漏水，伍金二话不说，跳进冰冷的江水里，用身体堵住漏洞，直到我们把船划到岸边。这些真挚的友谊，是我在高原上最宝贵的财富。

　　1978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何香茹。香茹是资阳老乡，长得清秀文静，为人善良贤惠。我们一见如故，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同年冬天，我们在白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华丽的婚纱，没有盛大的宴席，只有几张桌子，几碗青稞酒，几个亲朋好友的祝福，可我们心里却充满了幸福。婚后，我们在白玉安家落户，香茹为我洗衣做饭，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成了我最坚实的后盾。

　　在白玉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补贴父母的生活。每隔几年，我就会带着香茹回老家探亲。每次回去，看到父母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头发越来越白，我心里就充满了愧疚。我知道，我亏欠父母太多，可我也知道，只有在高原好好工作，做出一番成绩，才能让父母放心，才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风雨兼程的奋斗之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由于工作表现突出，我从航运组调到了县委伙食团任班长，负责管理后勤和菜地种植。这是一份全新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菜地浇水、施肥、除草，然后再去食堂安排一天的伙食。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我经常琢磨新的菜谱，变着花样给大家做饭。在我的努力下，伙食团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后来，我又参与了白玉县第二水电厂物资转运、县委办公楼和招待所建设等工程，并担任施工管理。这些工程任务繁重，工期紧张，我每天都泡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起并肩作战。白天，我顶着烈日指挥施工，协调各种事务；晚上，我还要熬夜制定施工计划，检查工程质量。由于过度劳累，我患上了急性阑尾炎。手术那天，麻药过敏，我疼得浑身发抖，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可我知道，工程不能没有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工程完成。手术后没几天，我就忍着疼痛回到了工地，继续指挥施工。最终，在我的带领下，这些工程都按时完工，并且获评优良工程。

　　之后我调任人事局主管安全生产。有一次，我带领一群待业青年去昌台挖金。昌台海拔高，气候恶劣，挖金工作十分艰苦。更危险的是，这里经常发生塌方。有一天，我们正在作业时，突然发生了塌方，有人被困在了坑道里。情况十分危急，（下转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