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自序

　　我至少有三次来到甘孜高原，身份都是骨科医生。第一次是2014年冬天，康定“11·22”地震发生之后，当晚即受医院指派赶赴地震灾区，并被安排驻扎在康定城区内的甘孜州人民医院，一直待到任务结束。和我们同去的医疗队都换几拨了，我和同事们还待在那里。不是不想更换，也不是没人更换，而是都被我一一拒绝了。好不容易有机会来到高原，如果可能，我希望尽可能待更久一点。我后来写到过其间随救护车运送一个多发骨折的病人到康定机场的情形。康定机场建在折多山上，那是2022年之前我到过的最高最远的涉藏地区。

　　第二次是在2016年春天，地点在泸定，时间是三个月。泸定和我在的天全仅仅隔着一座二郎山，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到天全。我在泸定的住处，是在大渡河岸边的一栋苏式风格的老房子里，楼下的院坝边就是河堤，因此得以更近地聆听到了久闻于世的大渡河不息的涛声。

　　这次是到九龙县。手机地图显示，九龙与天全相距三百多公里。按要求，我将在这里待上九十个工作日，实际时间接近五个月。2022年，高速公路只通到康定。我到九龙，九十多公里的高速过后便是翻山越岭的普通公路，蜿蜒曲折不说，冬季路面上还经常结冰；就是夏季，个别阴山路段也随时可能遇上暗冰，让余下的二百多公里路程难度陡增。这就使得这个在外地司机们基本用不着过多思虑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延长。

　　因为有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的便利，我有意将工作时间划分成了若干段，以便在一次次的往返之间，体察不同季节里的川西高原生活。感觉里，似乎这样一来，我待在高原的时间就更长了。这是我自打接受任务时起就生出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同行的两位同事听，他们竟也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我一开始就抱有的这点私心，于是得以顺利变成了现实。

　　一个地方，去一次和去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当然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并且一直渴盼亲身走进雪域高原绝然独特的生活里去。但是我心里也清楚，对于高原，我终究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无法像书法家们那样，潜心俯身于洁白的宣纸，深入细致地写出工工整整的“小楷”。我有的只是和他们一样的虔诚，并借此草草写就了一份自己的“行书”。也许有人会把它理解为“行走之书”，对此，我也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事实上，我写下的，也的确不过是在高原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见到的人、事、物，及其一点点极端个人的思考。或长或短，或写实或抒情，都是兴之所至、心之所至；书写的过程中，我甚至没想过它们到底是“小楷”还是“行书”，或者别的什么样式。如果硬要下个定义，我只能说，这是我手书的高原。我想最亲近高原的方式，就是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置身于高原。我又一次这样做了。现在，我开始回忆。

　　小引

　　西边是八家铺子山，东边为狮子山。我们工作的医院建在狮子山的半山腰，我们的住处最初是在医院门前靠近公路的一栋房子里，后来搬迁到更高处的医院医技综合楼的最顶层。什么时候推窗而望，都能望见对面的八家铺子山顶上的白雪：天气晴好的时候像一顶白头巾；有雨或者下过雪的日子，白头巾便变成了一袭白披肩，甚至白外套。

　　我对我的记忆力向来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从抵达的第一天起，我每天晚上回到住处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免被不断闯入的新鲜事物冲淡，甚至像窗玻璃上的水珠似的，轻轻一抹便消失不见了。区别于坚持多年的日记，我为专门建立的文件夹取名为《逐日记》，格式照旧是日记体的，内容全都源自我在高原的工作和生活。

　　也是从抵达的第一天起，我的身体里便仿佛装上了定时程序：每天晚上都会醒来两次。入睡倒是一如既往地顺利，有时候甚至还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梦，可一到凌晨两点左右，那梦就戛然而止了。好不容易再次睡下，凌晨四点过便又会再次自动醒来。这份特殊的高原反应，让我有机会对《逐日记》里记下的那些人、事、物进行及时而充分的反刍，并由此生出些乱七八糟的联想。我在高原的那些个夜晚，所以不至于只剩下一个失眠者的难捱，反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质地和成色，就是因了那些文字及其所记录下的那些耳闻目睹的人、事、物，以及那些信马由缰的思绪。

　　折多山记

　　路边的积雪先是东一坨、西一块的小白点，随着道路不断攀升，白点渐渐变成了更加密集和醒目的团块；到半山腰时，便完全连成了白茫茫一片。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望不到尽头，但它通往山顶、高处是肯定的。大部分路面裸露着，在白茫茫的雪野里，仿如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而我们的车子正逆流而上，去到山的最高处，去到它的源头。

　　山的最高处是一个垭口，海拔4298米，但这不是折多山的峰顶。折多山的峰顶在垭口左侧，海拔4962米，可站在垭口上，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山丘，只是这山丘长在4298米的山体上，让人想到一个人的肩上突出来的那个脑袋。我们都有过站在大人身边仰望大人脑袋的时刻，也有过瞬间被提到肩上、双手捧着大人脑袋“走路”的童年经历。折多山让我又一次重温起了小时候。不同在于，大人的肩膀可以在哭声或者叫声过后骑上去，而折多山的最高峰对于像我一样的大多数人而言，只能用来看；真要去登临，便只有在想象里一次次去完成了。

　　这是冬天，在4298米的折多山垭口，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雪。有人把车子停在路边，跑到雪地里、山坡上踏雪。不少人举着手机或者相机拍照。进入摄像头的那些人，刚开始时还手舞足蹈，摆着各种姿势；不一会儿，便兀自收起了满脸的兴奋劲，垂头丧气地慢慢悠悠地靠近停在路边的车子，嘴里嘟囔着，小心翼翼地钻进车厢，一溜烟开走了。听口音不是本地人，看车牌也大多是外地的，大约是途经此地的游客，他们显然是不知道折多山的厉害。

　　雪景之美是确凿无疑的，但这美景来自四千多米的海拔之上。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人永远做不到像雪花那样镇定自若；有时候，甚至会叫人分辨不清：你和一片雪花，到底哪一个更轻？这是作为“康巴第一关”的折多山布置的一堂功课，去到甘孜高原的人，必然都会接受。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急匆匆地离开。七八年前，我第一次来折多山时就是这样灰溜溜地离开的。

　　那次我是为了运送一个在地震中多处骨折的病人。我们从康定城里出发，把病人顺利送上停在折多山机场上的飞机，准备返回康定城的时候也去山坡上看了看，并且站在厚厚的积雪上拍了几张照片。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等我走上一圈，又在雪地里站定拍完照，就感觉头晕晕乎乎的，渐渐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再迈开的步子软绵绵的，一步一步，像是踩在松软的棉花地上。这副在世上存在了四十多年、日益肥胖的身躯，似乎突然之间变轻了，仿佛随时可能羽化而后飞将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