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荣河

　　年夜饭，作为春节的重头戏之一，早已超越了饮食本身，成为中国人血脉中流淌的文化记忆。它像一轴缓缓展开的时光画卷，记录着千家万户的悲欢，也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的记忆，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小村庄说起。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年夜饭这顿一年中最隆重的盛宴，都会在腊月三十的傍晚如期上演。记得最早的年夜饭，是在老屋的土炕上进行的。炕桌中央那盏煤油灯，刚好能照亮桌上寥寥几个“牛眼儿碟”。每个碟子里都小心翼翼地盛着一点菜，多半是萝卜丝拌辣椒，或是豆腐皮拌花生仁。最让人眼馋的是那碟炸素丸子，用萝卜丝和面糊炸成，金黄油亮。但母亲早有规矩：一人只能分半个。我和弟弟总是小口小口地咬着，让那点油香在嘴里停留得久一些。

　　父亲会拿出珍藏的散装白酒，那是用红薯干在村头酒坊换的。入口辛辣，还带着淡淡的苦味，但父亲喝得很庄重，每一口都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他抿一口酒，只用筷子尖在碟子里蘸一下，象征性地尝点咸味。剩下的丸子要留到正月待客——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体面比饱腹更重要。

　　然而，即便是如此清贫的年夜饭，也丝毫不减其神圣性。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母亲就开始忙碌了。她要把积攒了半年的白面拿出来，蒸一锅掺了玉米面的馒头。那馒头要留到除夕夜才能吃，平时我们只能以地瓜面玉米面窝头果腹。等待年夜饭的日子，成了童年最甜蜜的煎熬。每天睡前，我都要扳着手指细数离除夕还有几天。那种纯粹的期盼，至今想起仍让人眼眶发热。

　　转机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先退出历史舞台的是那些“牛眼儿碟”。母亲从集上买回了一套青花瓷盘，盘子大得能装下整条鱼。年夜饭的菜式也丰富起来：炸藕盒、酥肉、糖醋鲤鱼……最让人惊喜的是，丸子里终于有了肉。母亲炸丸子时，整个院子都飘着油香。

　　父亲的酒也升级了。先是换成玻璃瓶装的老白干，后来又有了带包装盒的“好酒”。我和弟弟终于有了自己的饮料——一种橙黄色的汽水，倒在玻璃杯里会滋滋地冒气泡。喝上一口，那甜味能一直甜到心里。

　　母亲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创造着新的仪式。除了必吃的饺子，她开始在除夕夜烙火烧。那是一种厚实的发面饼，要在铁锅里反复翻个儿。母亲一边翻饼一边念叨：“翻个身，好翻身，来年的日子翻个身。”我们明知这只是美好的愿望，却都抢着说：“灵验着呢！去年吃了火烧，今年果然好了不少。”母亲听了，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时光如水，静静流淌。转眼间，母亲已年过七十。虽然她的手依然灵巧，还能包出漂亮的饺子，但和面时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去年除夕，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佝偻身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前段日子我们全家闲聊，谈到了年夜饭的事。我试探着提出：“今年的年夜饭，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怎么换？”母亲立刻警觉起来，“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老规矩不能破。”我笑着解释：“规矩当然不能破，我是说，咱们今年去村里的‘农家乐’吃年夜饭，既热闹，又不用您老人家受累。”“不自己做，那还叫过年吗？”父亲急性子，嗓门一下子提高了。“爸，您去看看就知道了。‘农家乐’的厨房比咱家还大，食材都是现成的。而且——”我故意卖个关子，“他们还有您最爱吃的烤全羊。”母亲和妻子、弟妹交换了眼色，明显有些心动。“要不……就去试试？”母亲终于松口了。父亲见大家都同意，也勉强点了点头。当晚，我在家庭微信群里宣布了这个决定。在省城读研的女儿立刻发来四个字：“与时俱进！”后面跟着一串点赞。

　　流年似水，年夜饭如镜。它照见了一个家庭的变迁，更照见了一个时代的进步。而在所有的变化之中，最珍贵的是那份始终如一的团圆之情，它让每一顿年夜饭都成为时光里最温暖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