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

　　我与马忠的交往，缘于我从事作家研究资料的编选工作。这还要从另一位作家赵德发说起。2019年，当许多同龄人淡出文学界时，赵德发却依然持续发力，开启了其文学创作蜕变与新生的历程。他一方面注重以小说的形式书写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情状，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学海之鲸——朱德发传》等纪实文学作品的写作。我与赵德发熟悉起来，恰是由于他为创作《学海之鲸——朱德发传》，深入采访朱老师的亲朋好友与学生。作为朱德发的研究生，我对赵德发如此认真投入学者传记创作深感敬佩，遂萌发了编选一本赵德发研究资料的念头。一方面，这有助于学界对赵德发有更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读者认识赵德发提供一个很好的“抓手”。况且，许多优秀作家都有相关研究资料，赵德发作为一位在文学上卓有建树、并仍大踏步走在新时代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作家，理应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着手编选了《赵德发研究资料》一书，该书于2020年9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马忠便撰写了题为《丰富而立体的文学世界——读李宗刚教授〈赵德发研究资料〉》的书评，文章后来刊发于《作家报》。由此，我与马忠有了交往。

　　初读马忠这篇评论《赵德发研究资料》的文章，我便对素未谋面的马忠有了“想象性建构”：这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是一位对文学评论怀有赤诚情结的青年，是一位能敏锐捕捉当下文坛与学术界最新信息并作出迅即反应的青年，是一位不知疲倦地兼顾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写作的青年。带着这份印象，我与马忠互加微信好友，此后便在数字空间多有互动。然而，令我意外的是，他并非寄身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职业学者”，而是供职于宣传部门的“编外研究者”。这让我对他更添一分敬佩——他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并非出于“为稻粱谋”，而是源于内心热爱的“为事业谋”。正是基于这一点，他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一种迥然区别于学院派批评的鲜活气象。

　　在常人眼里，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主要与学院派批评家相联系。学院派批评家的学术研究几乎涵盖这两大领域，这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这批批评家长期置身于院墙之内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难以真正“水乳交融”，往往处于“油水分离”的状态。人们将这类机构称作“象牙塔”，着眼点正在于其远离社会现实。值得欣慰的是，在大学与科研机构之外，还有一些人不以学术为职业，而以学术为志业。他们不囿于理论教条，而是在社会现实与文学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真切的感悟与把握，对文学有独到的理解，对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著作有个性化的判断。

　　正因如此，他们写出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少了学院派的匠气，多了个人的真切感悟，在“我手写我口”的自然状态下，走出自由率真的写作之路。马忠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便属于这一类型。马忠供职于广东省清远市委宣传部，对中国社会的体察深入“地市级”层面，因而对作为文学与图书接受主体的普通读者有更真切的认知。他从事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又不局限于“地市级”视野，而是注目全国文坛，及时跟踪文学最新发展态势并作出独立回应。当初读到马忠对《赵德发研究资料》的评论，我便颇感惊喜——没想到远在南方的马忠，对北方作家赵德发的创作与研究如此熟稔。马忠不仅关注当代主流文坛动态，还将研究视野延伸至民族地区文学领域。其《楚雄文学界何以成为“攒动的群山”》（见《博览群书》2019年第8期）一文，便对杨荣昌《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稿》作出了同情之理解的解读：“作为同行，我感佩于杨荣昌的执着和认真。这种精神在《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稿》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作者对所从事的楚雄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意义抱有坚定信念，对所研究的领域持守开拓不止的追求态度。读者总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弥漫于其中的为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执着精神。这样的学术精神，与当代学术界时常显现的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浮躁之气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实，在这篇书评中，马忠借助杨荣昌的文学论稿所阐发的，正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批“同行”以文学研究为“志业”的精神操守。

　　由此说来，新时期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之所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正是一批来自不同行业的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身在学术体制之外的评论者，他们鲜有体制内对利害得失的算计，也不太顾及学术评价权力的偏向，文学评论因而多了几分率性与自然。马忠收录于《字隙流光》中的“文艺观象”系列评论，便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在《发挥文艺评论价值引领功能》一文中重提文艺评论的价值引领功能，针对的正是当下流行的“友情批评”这一“失常”现象：“健康的文艺评论，历来应该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果只允许庸俗的捧场，不允许直言的规劝，这样的文艺评论就谈不上健康，更谈不上发挥作用。评论者常常在‘说真话’与‘得罪人’之间徘徊，既要面对创作者的情绪，又要承受读者的质疑，这种双重压力使得文艺评论成为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为此，马忠重申文艺批评的旨归：“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坚守‘批评精神’，以独立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和真诚的态度，对作品进行深入剖析。既要敢于指出问题，也要善于发现亮点；既要批评不足，也要鼓励创新。”如此看来，针对当下愈演愈烈的不良文风，马忠重提文艺评论价值引领功能，绝非“老调重弹”，而是力图“让文学批评这把刀，雕出文艺的真灵魂”，这样的呼吁具有现实价值与意义。诸如《新大众文艺，到底新在哪儿？》《基层文艺评论大有可为》《保持与文本“对峙”的能力》等文章，正是他“观”社会现实之“象”后开出的针对性“药方”。我们常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对批评家深入生活这一命题却提及不多。事实上，真正优秀的批评家不会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仅凭几本经典理论书便获得介入现实的能力，而是将理论阅读与现实观察有机结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重获文艺批评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马忠为代表的非学院派批评实践，可为学院派批评带来启发，也为学院派批评家校正自我评论方向提供契机。

　　身在学术体制之外，少有学术评价标准的规训与制约，使他们能更自由地挥动文学评论的翅膀，为读者奉献更有营养的评论成果。马忠本书下编“墨韵评章”所收录的图书评论，正是如此。他的图书评论涉猎广泛，涵盖儿童小说、诗歌集、散文集、人物传记等多个门类，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其导引式解读为读者了解、走进作品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例如，对诗集《玩水的童年》的评论别开生面，从意象营构、语言锤炼、哲思表达等多维度切入，对读者解读诗集颇具导引作用；对散文集《那年春节没回家》的分析着眼于“三美”，条分缕析、层层深入，评论自带散文韵味；对散文集《黔东南漫记》的鉴赏坚持知人论世，为读者通往散文世界搭建了桥梁。

　　当然，我将马忠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视为区别于学院派的类型，并肯定学院派之外评论的自由品格，并不意味着我对学院派文学评论持否定态度。其实，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文学评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学院派批评家应学习非学院派批评家不为既定格套所羁绊的自由率真，非学院派批评家也应学习学院派批评家恪守学术范式的严谨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忠的文学评论要实现自我突破与超越，依然“道阻且长”。我期待，马忠在兼容学院派优长、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平台上，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