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敬
钱钟书先生曾言，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与此相类，面对庸常生活里的鸡零狗碎、矛盾纠葛，天下人也大抵分两种态度：要么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要么各退一步、握手言和。作家朱幸福的长篇小说《马上调解》，就像一位贴心的向导，引领我们走进沚水镇的烟火人间，看调解员老马如何用智慧与温情，让无数剑拔弩张的纷争归于波平浪静的和谐。作为长期扎根基层的创作者，朱幸福将多年来身兼人民陪审员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倾注笔端，提炼升华，使这部小说既葆有生活的热辣滚烫，又彰显出人性的熠熠光芒，读来如临其境，令人叹服。
当法律条文遇上乡规民约，当现代治理撞上传统伦理，故事中的“男一号”老马便成了难得的“纠纷调解员”，成了行走的“矛盾粉碎机”。虽然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却能凭着一句“马上到”“马上办”的口头禅，成为沚水镇群众心中的“定心丸”。老马就像邻家大叔，懂法律却不摆架子，讲原则又富人情味。面对婚姻破裂的夫妻、为宅基地争执的邻里、因债务反目的朋友等等，老马总能巧妙又迅疾地找到矛盾的症结所在，然后“化干戈为玉帛”。书中50个既独立又关联的故事，如同生活的多棱镜，折射出基层社会的百态人生：杨健与奚溪的婚房分割纠纷里，藏着婚姻里的现实与妥协；刘金兰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孩子，牵扯出夫妻间的责任与凉薄；还有为田埂、池塘、宅基地争执多年的乡亲，在老马的调解下纷纷放下了执念……这些故事通常少有欧·亨利式的反转，却处处透着鲜活的真实——好似你我身边随处可见的家长里短，那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往往缺的只是一个懂倾听、会变通的中间人。
诚然，基层调解从来不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那么简单，而是一门兼顾法理与人情的艺术。老马的调解，恰在于既讲法理底线，又留人情温度。他深知，生活如一团麻，基层矛盾往往“法中有情，情中有理”，生硬的判决不如贴心的疏导，冰冷的条文亦需温暖的解读。譬如，面对占孝利与6户村民的土地确权纠纷，他既认可占孝利的合法承包权，又不忽视6户村民20年的耕种付出，最终促成双方各让一步；在处理王老太捡废品堆楼道这种“可大可小”的难题时，他亦未简单地批评指责，而是充分肯定老人为垃圾分类所做的贡献，又协调物业找了专门场地，既维护了小区的环境，又照顾了老人的生计……作者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案例，让你我懂得“调解不是压制矛盾，而是给伤口结痂的机会”，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繁琐与艰难、温度与智慧。
有人说，基层是社会的神经末梢，最能感知时代的脉搏。此言不虚。可以说，《马上调解》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幅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画卷。而故事中的每一次调解，都是一次人心的修复；每一场和解，都是一次社会和谐的加固。老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耐心化解积怨，用智慧平衡利弊，他身上那种“把群众当亲人”的情怀，正是基层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在这个节奏加快、矛盾易发的时代，这样的故事格外抚慰人心。小说在字里行间流淌着烟火气，散溢着人性美。老马等人虽是虚拟的，但却有着可触可感的喜怒哀乐，能让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身边人的影子。尤其是作为清醒的“旁观者”，我们自会了悟，原来所有的矛盾纠纷似皆源于误解、自私与冲动，而“一笑泯恩仇”则又需要太多的理解、包容与担当。
作者匠心独运地采用了“扑克牌式结构”，50个故事，如同散落的珍珠被老马这根主线悄然串起。这种结构看似松散，实则暗藏巧思：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完整的调解实践，而合起来，便能全面展现基层治理的多元场景——从婚姻家庭到土地界址，从物业纠纷到校园安全，几乎涵盖了民间矛盾的方方面面。这种写法亦颇为冒险，因每个故事都要情节扎实、充满张力才能站稳脚跟。恰若《福尔摩斯探案集》通过独立案件塑造神探形象，《马上调解》亦在一个个纠纷的化解中，让老马的形象愈发丰满，让基层调解的价值愈发凸显。作为当代小小说名家的朱幸福，在这部厚重的长篇里，凝聚了举重若轻的底气与另辟蹊径的勇气。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佳作，《马上调解》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表达，更在于其时代意义。小说生动诠释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实践成果，展现了基层治理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生动实践。要知道，一次调解，便是一次法律常识的普及；一次和解，便是一次社会温情的传递。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作品既传递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满满“正能量”，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艰辛与坚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法治社会建设的坚实步伐。
掩卷回首，老马的身影依旧清晰：他奔波在田间地头，穿行在社区街巷，用耐心化解戾气，用智慧平息纷争，用温情凝聚人心。朱幸福用质朴、细腻又生动的文字，为基层调解员立传，为烟火人间写照。在这个矛盾与发展并存的时代，《马上调解》如同一泓清泉，晶亮澄明，泽润心灵，给人启迪。是的，只要心有公正，手有方法，胸有热情，再复杂的矛盾也能化解，再遥远的距离也能拉近，而实现中国梦的个人力量，也才能汇聚得越来越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