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年
一件象牙小提盒，一件黄花梨雕龙纹提盒，又一件紫檀小提盒……在市场上受到收藏家们的追捧而成为宠儿。曾被很多人误以为只是盛放食品或小件货物的旧时提盒，有什么值得追捧呢？关键在于它们曾走进了文人的生活……
提盒是一种盛放物品的器物，因用对称的提梁托着盒子，故而得名。提盒很早就有，但是到了明代，长方形提盒的样式才基本固定下来。
清代文人的提盒
那时的商铺和饭馆常备提盒，用来运送食品或小件货物，这种提盒大多为白木涂漆或竹制，一般比较粗糙。
后来，一些文人对这种颇具民俗色彩的提盒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们的参与设计下，提盒的形制更为精巧，工艺也更加讲究。材质亦有很大变化，开始采用黄花梨、紫檀、鸡翅木等硬木制作，于是这种精致的提盒便走进文人生活，成为他们外出会友时盛放毛笔、墨盒和印章的用具。
在传世作品中，保存完好的黄花梨小提盒存世较少。有一件清早期·黄花梨雕龙纹提盒以黄花梨木制成，以长方形框为底座，两侧立柱，立柱两侧装有龙形牙子，上装横梁，构件相交处均镶嵌铜叶加固。提盒两侧雕饰云龙纹，龙纹神态各异，盘旋于云层之间，飘逸洒脱。
清乾隆象牙镂雕八仙福寿图提盒，由盖、三层篮筐、底座和提梁组成，各种牙雕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包括镂空、透雕、浮雕、拼接组合、深雕等。仅镂雕一项极尽意匠之能事，将象牙磨成极薄的片，雕出细如发丝的镂空万寿锦地纹、编织锦地纹，通体所用镂空牙片共四十六块，工序繁琐，颇费时日，稍有不慎，前功尽弃。然虽繁不减其工，独以奇巧为胜。盖状如清代官帽，中心有顶，顶似宝瓶，中为镂空圆球，层层可转动，每层球面花纹各不相同，此为广东牙雕之特色，谓之“鬼工球”。以盖顶为中心，自上而下分出六道染色花框连接各块牙片。所有边框均饰以卷草花卉和乳钉纹，底座各面镂雕卷草花卉。提梁两边深雕更为精彩，令人叹为观止。共雕出群仙贺寿图，八仙及其他神仙十数人，诸仙姿态各异，形体虽小但面目清晰，灵动传神。
清代传统牙雕工艺得到极大发展，兴起了北京、江南、广东等牙雕流派。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还特设专司牙角雕刻的“牙作”，云集诸派名家供奉内廷，其中江南象牙雕刻名匠有顾继臣、叶鼎新、陆曙明、李裔广、张丙文；广东派牙雕匠师则有陈祖章、屠魁胜、陈观泉、司徒胜、董兆、李爵禄、杨有庆、杨秀等人。
紫漆提盒，清代紫漆提盒工艺与艺术水平较高。从工艺上看具有扬州风格，但从题款来看，似出于四川成都。紫漆提盒正面刻有诗文，字体清秀文雅，刻工精到，文曰：“当日翠华游物西，百年金殿锁人间。浮生扰扰江湖外，怅望岩栖不可攀。秋灯禅榻鬓丝丝，行乐乡山也自宜。草阁共哲溪上月，茶炉重合卷中诗。”上款为：时戊戌仲冬上浣日；下款为：书于蓉城凌云馆。
并非所有提盒都具繁复工艺。一件清早期・紫檀小提盒，紫檀木制，带提梁，盖有铜条贯穿加固，边角以铜叶相连。此盒素面无纹，不以华美纹饰取胜，具明式家具风格。可见影响提盒价值的不仅是雕刻工艺，更在于其所展现的文人色彩……
透过家具读士人境界
家具器物之道，儒释道之学，皆赋器物以志趣，所谓“道非物外，物外非道”是也。战国中叶，士人、官僚合二为一，介入国家政治，秉修齐治平之道，忠于君王，争于道统，以天下为己任，是为价值精英，主导着文化艺术的方向。有宋崇文抑武，三教合一，士人进而济天下，退则善其身，自由自足，颇怀独立人格，谓“与君共治天下”。故其国事之余，个人寄寓颇广，或游弋于秦楼楚馆、勾栏瓦肆，或填词作赋、寻仙访道，而家具器物之道，亦为其所深喜。
器用之具，犹如江山风貌：汉唐浑厚富丽，宋代淳朴纤秀，明代典雅质朴，深蕴士人之人格追求与精神内涵。东坡有句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见文人之性情，必好幽居；幽居之物，必有所志。而家具器物与士人精神则物我不分，相生于化境。两宋以来，士人崇尚中和、淡雅，独立个性渐趋成熟，家具一改唐代繁文缛饰、富丽华贵，而趋向精巧秀丽、淡雅古朴。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已普及民间。
明代士人未能如宋代享有崇高地位，在家国修齐治平之道上多受挫败，故转而向内心求索。阳明心学倡知行合一，修万物一体之仁，故士人多寄情山水园林。基于宋代家具形制及艺术成就，明代家具更注重简约凝练、不饰斧斫、自然天成，艺术成就登峰造极。明代家具以典雅的京作、秀美的苏作、浑朴的晋作及精致的粤作闻名遐迩。材质分软木、柴木、硬木等，线条流畅，自然隽永，深蕴天人合一思想，与明代士人的性格追求融为一体。
明代高档家具多用黄花梨，其色温润、纹理秀美、幽香隽永，制作不加胶漆，稍事雕琢，疏朗淡雅之至，深得文人喜爱。如四出头官帽椅，立柱微向搭脑后上方及扶手外侧弯转，线条自然流畅，盈润舒适；而屏风、博古架等更是雅洁神秀，典丽精约，似浑然天成，非假手于人工。明代家具不但形制、材料考究，深得士人性情之真，其位置摆设亦大有讲究。李渔《闲情偶寄·器玩部》曰：“器玩未得，则讲购求；及其既得，则讲位置。位置器玩与位置人才同一理也。设官授职者，其与人地相宜；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明代士人凭借器物形制之美，陶冶自足自在之气，以位置变化赋予其空间哲学思想，仿佛水墨画中的留白。留白作为一种艺术，是士人内在性情的象征与蕴藉的表达方式。
士人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善其身，须受诗书之教，而后方能齐家。李渔认为，器物摆设可见志气：“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即论庙堂经济，亦可微见一斑。未闻有颠倒其家，而能整齐其国者也。”明代士人将器物摆设置于尤为重要的境地，所谓得鱼忘筌、得象忘意，明人旨在通过器物摆设之道，寄寓自身情志。
李渔《闲情偶寄·器玩》所录日常之物，如几案、床帐、箱笼、茶具、灯烛等，对其制度皆有考究，其精髓在于构设随心、随性、自然、自足的书斋氛围。而在位置讲究上，主要提出“忌排偶”与“贵活变”。所谓排偶者，谓其有意使然：如左置一物，右无一物以配之，必以色相俱同者与之相并，是则非偶而故作偶，当急忌之。并提出忌作八字形、四方形、梅花形：如三物相并，宜作品字形；四物宜作心字及火字格等。所谓贵活变，即使幽斋陈设日异月新，通过变换器物位置，使眼目灵动、心境活泼，不陷于凝滞固守。
明代士人追求自在与个性，不恪守科举仕途，而重自我与本性，思想多元，认为情与欲皆发于本心。李渔论器物变换位置曾曰：“或高者使低，远者使近；或二物别之既久而使一旦相亲，或数物混处多时而忽然隔绝，是无情之物变为有情，若有悲欢离合于其间。”明代士人以心观物，以物观心，物我相照，处处体现士人的内心寄寓与家国核心价值的思虑。
家具器物之道，乃是士人之道，是性情与寄寓的外化。士人基于对器物形制与摆设的考究，一则以齐家实现儒家核心价值关怀，一则以造设氛围自赏、自足。
玲珑剔透清白玉钱佩
笔者前几年收藏了一件清代和田白玉五铢纹佩饰，外径3.6厘米，包浆自然，玉质润滑，玲珑剔透，值得收藏研究。
汉武帝改革币制，铸“五铢”，先后有“郡国五铢”“元狩五铢”“赤仄五铢”等品种存世。元鼎四年，将造币权收归中央，首次统一五铢钱制造标准：钱边均有周郭，可保护钱文不受磨损，同时防止百姓磨钱取铜；重量4克左右，直径2.5—2.6厘米。
汉五铢钱以铜质为主，另有铅钱、铁钱、金银钱及鎏金钱。大多数五铢钱为凡品，较为珍贵的是传世数量少、部分属当时铸造次品的五铢异品，这类钱往往千金难求。铜质五铢中，若“五铢”二字钱文置于穿之上下（即直读），字体受外廓与穿边限制不能上下伸展，文字偏狭，风格独特，极为少见。白玉钱佩饰主要流行于清代，早中晚期均有，常见有“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同治重宝”“光绪通宝”等，背均雕满文“宝泉”二字；亦有白玉雕“天下太平”等字样的钱佩。古人认为佩玉为吉祥饰物，是有灵气的宝物，上好佩玉可带来好运、佩玉可养生、防疾病，百邪不侵。
笔者收藏的这件清代白玉五铢纹佩饰，玉质为和田白玉，雕工为清代风格，佩作圆形，正面雕刻“五铢”二字，背无文，寄托前朝钱文意象，中间有方孔，寓意“天圆地方”。笔者研究后认为，古人有“白为金，玉为土，土生金”之说，这件佩饰可家旺、财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