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梅
办公室隔壁桌的同事是一位年长的阿姐，她住着“崩科”（道孚县民居），还搭了一间阳光房，里面养着许多种类的盆花。一到冬天，无论屋外多么荒凉，她的阳光房里总有鲜花盛开，此起彼伏，我亲切地叫她“花仙子”姐姐。
壹
有一年春天，她给我带来几株酢浆草，让我回家种在花盆里。我是个懒惰的人，回家后便把装着酢浆草的塑料袋放在卫生间阴暗的角落，一连几天都没想起它们。等想起种花时，已是约莫五天以后了。我对袋里的酢浆草没抱任何“生还”的希望，却还是小心翼翼地打开塑料袋，仿佛在等待一个奇迹。一打开，我惊呆了：原来的叶子已经蔫巴，根茎上却冒出了新芽，黄黄的，米粒般大小。
我郑重其事地买来花盆和新土，精心地把它们移入盆中，过程虔诚又庄重。接下来，我给酢浆草浇水，抱去阳台晒太阳。慢慢地，酢浆草的叶子挣扎着舒展开来，几天便铺满了整个花盆。不久后，酢浆草在阳光下开花了，粉粉的，花朵小得可怜，却开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挤爆花盆。它们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傍晚收拢花朵，夜间积蓄力量，清晨再次绽放，彰显着劫后余生的勇敢与决绝。
记得我读二年级那年春天，学校要绿化各班教室门口的花坛，班主任要求同学们各自从家里带一株花交给班长，劳动课上一起栽种。回到家，我翻遍了自家土地的沟沟坎坎，只看见果树枝头梨花雪白、桃花粉红，却没能找到一株像样的、能种在花坛里的花。
快走到学校门口时，我忐忑着，却又像下了某种决心，扯下路边一株野茼蒿，低着头交给了班长。班长做事认真，同学们交来的植物，他都写上名字贴好，再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筐。
下午劳动课，班主任带领几个大同学翻松泥土，小同学提来水，准备种花。班主任的目光落在装“花”的竹筐里，脸瞬间涨得通红，像被点燃的火焰，从脸颊蔓延到耳根。只见她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抓起那些“花”，歇斯底里地朝我们吼道：“这就是你们带来的花？豆叉苗、鹅秧草、火炭草……”这堆野草被一股脑儿扔到了花坛旁的水沟里。
在竹筐角落，还有一株孤零零的植物躺着。她随即一把提起那株植物，目光灼灼地怒瞪着我，继续吼道：“还有胖婆娘！”接着，我的那株植物被扔到了更远的地方。
于是，花坛里只种下了两三株植物——那是几个干部子女带来的天竺葵、吊兰和芦荟。
那时在老家农村，多数人家的院子，能种一株玉米，绝对舍不得种土豆；能种土豆，绝对舍不得种小麦；只要能种小麦，绝对舍不得去种一株“无用”的花草。那时，我就极羡慕家长在镇上上班或做生意的同学，他们父母家里养着蜀葵、凤仙花或是三角梅。那些盛开在别人院里的花朵，是我最初感知到的炽热生命。
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读到：有个孩子问奶奶：“为什么不直接买花，还要辛辛苦苦养花呢？”奶奶说：“我养的可不是花，是我自己。”
最初读来，并无多少感悟。直到后来我一发不可收拾，又买来一盆水仙花，养了一株芦荟、两棵风信子。若是哪天忘了给酢浆草和芦荟浇水，或是忘了给风信子和水仙花换水，它们的叶子便会显出委顿之态。我浇水时看着它们，它们生长时望着我，这些静默相处的时光，是我与植物无需言语的共生。
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但活着，总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比如，养一株植物。
贰
母亲已过花甲之年，一些简单的小事，却足以让她快乐得像个孩子。从前日子清贫，简单又忙碌的生活，将她困在雅砻江边那个小小的村庄。母亲三十五岁那年，因与父亲怄气，才狠下心走出村子，翻过几座大山，来到县城的大姨家。可她终究放心不下我们姐弟，在大姨家小住三天，便又匆匆踏上归途。
得知母亲回来，我站在村口，看着她背着大姨给的酥油、糌粑、奶渣的身影渐渐出现在山路拐角，心里悄悄埋下一个愿望：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母亲去看看比我们村更大的世界。
第一次带母亲旅行，是在她五十八岁的盛夏，我们去了西双版纳。出发前一周，母亲就开始紧张准备，每天都要问我好几遍：“该带什么衣服？”“我们要坐多久的车？”每次走出车站，她都紧紧跟着我，眼神里满是新奇与不安。
刚到西双版纳，湿热的风裹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母亲深吸一口气，眼睛瞬间亮了，东张西望看着周围一切，连路边的棕榈树都让她驻足看了许久。
去南糯山那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早早起床，换上我给她买的彩色民族风裙子。晨雾未散，山寨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竹筒饭香。母亲一踏进寨门，就被身着哈尼族服饰的姑娘们拦住，她们笑着拉她一起跳起竹竿舞。
中午在山寨吃长桌宴，竹桌上摆着烤肉、菠萝饭、舂鸡脚和竹筒酒……母亲第一次喝竹筒酒，抿一小口便皱起眉头，却又忍不住再尝一口，说：“这酒带着竹子的清香，比家里的苞谷酒有意思。”
在热带雨林，我们跟着向导走进森林，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在地上织成斑驳光影。母亲蹲下身，仔细望着高大的望天树喃喃自语：“我们专门跑那么远花钱来看树，怎么想都有点不划算。”可当她鼓足勇气走过望天树的绳桥，眸子里却漾出藏不住的胜利光彩。
第二次旅行是冬天，我们去了首都北京。出发前，母亲特意把花白头发染黑，还试穿了好几件衣服，总怕自己穿得不够体面。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母亲不自觉挺直腰板，跟着人群一起唱国歌，声音不大，却格外认真。
爬长城那天，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起初母亲还担心自己爬不动，可一步一步往上走，她反倒越走越精神。爬到烽火台时，她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感慨道：“以前总听人说长城长，今天亲眼看到了。”
去年，我带母亲去了西安。在兵马俑坑前，母亲看着成千上万的兵马俑，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后来又去了重庆，夜晚的洪崖洞真像从童话里搬出来的一般，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亮起暖黄灯光，与江对面大桥的灯光相映，倒映在嘉陵江面上，波光粼粼，格外好看。母亲开心地拿出手机拍照、录视频，我们把大城市的夜景装进手机里。
接着，我又带妈妈游览了乐山大佛，登上了峨眉山金顶。
带妈妈旅行的意义，大概藏在每一个“一起”的瞬间里：她年轻时总说“以后”的遗憾，终于被“现在就走”填满；是她对着陌生风景眼睛发亮时，我忽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颗少女心”；是旅途中她依赖我订车票，却又在磁器口街上给我买桃子的双向温暖；是镜头里她站在峨眉山金顶，穿着我挑选的花衣裳，笑得比身后阳光还灿烂的珍贵画面。
如今，带母亲旅行已成了我们每年的约定。我知道，母亲想要的不是多么奢华的旅程，而是能和我一起，看看这辽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