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猛

　　天地之间我书房。这不是我的大气，更不是我的格局。说这种话的人，往往没有自己的书房，只有读书的安静与无奈。

　　当我真正拥有一间书房时，五十年的岁月已翻过去。

　　乡村岁月，“书房”一词要分开来说。乡村有房，也许有书，但绝没有可称为书房的地方。我家十口人，六间房，父母一间，爷爷奶奶一间，堂屋、灶屋、猪圈屋，留给我们六个弟兄的，只有一间房、两张床、一张四方桌。读书写作业，总有人得去给牛喂水添草，给水缸挑水。没有值日表，四方桌上从来没有红过脸。

　　我喜欢下雨的日子。木栏里的牛，屋檐下的羊，木窗上的镰刀，都可以不管。捧着一本书，雨在瓦片上滴滴答答，书页上的字也雨点般在心空飞扬——那是童年最幸福的慢时光。

　　后来有了自己的书房，我特地叫人在阳台伸出一片雨篷，铺上青瓦。雨打青瓦，我在书房里，心便安静下来。

　　家中除了哥哥们的课本，没有一本课外书。我几乎读完了他们所有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课本。乡村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羊在等我，山坡在等我，割草的镰刀在等我。放羊割草的山坡，该是我最早的书房。

　　赶着羊走上老鹰岩下的山坡，我带的只有一本字典。随便翻一页，随便看一个字，在山坡上开始对这个字云一般地想象——以坡为背景，以树木为背景，以忙碌的蚂蚁为背景，以微笑的羊群为背景。坡上很多坟，向阳的山坡总是祖先们躺着的地方。我不敢以他们为背景，赶快重翻字典，让思绪从那些熟悉的名字上走开。

　　天当房，地当床。在我的山坡上，我有很多书桌：沙地，大青石，松树下，溪水旁。我有很多书：每一棵树，每一只蚂蚁，每一方石头，每一只羊，每一片云，都有它们的书名，都有它们的故事。

　　我把《新华字典》种在山坡上，种在书房里。这是一个朴素的想法：哪怕日子平淡，不怕，我有一本书种在山坡上，秋天，会收获很多书。

　　1986年8月，我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新办的初中任教。学校只在松树木牌上，校园还在图纸上。教室租借在狮子山包上，四间房子，两间做教室，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我的寝室。

　　晚自习后，其他老师和学生打着火把散去，山包上只留下我一个人。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伟大的职业。”我突然发现，我是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季节走向这个职业的。秋雨打在瓦片上，风吹过木窗，带来荒草的唰唰声。

　　如果可以称为书房，这该是我人生第一间接近书房的地方。床是主角，占据了几乎一半面积，煤油炉、锅碗瓢盆再分天地，留给放书的只有一排小小的竹书架，书架上无书。

　　我预支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赶到城里书店，给自己买了一大堆书，摆上竹书架。让我忘却煤油的浊气，闻到书的墨香。

　　守着昏黄的油灯，走进书中的世界。心却不在书上，眼呆在窗外，就怕木门敲响。偏偏木门敲响，吓得我惊叫。开门一看，是村支书，他刚从乡里开会回来，特地来看我。

　　第二天，学生刚走，木门又响。是村里的乡亲，说是村支书安排来陪我壮胆的。从那以后，乡亲们轮流来，抱上铺盖卷，给我讲这山、这水、这屋、这坟的故事。我的每一个夜晚，都在乡亲们轻轻敲门之后充实、温暖。

　　我突然觉得，在这远离家乡的山村，太阳会在夜里升起。

　　1992年，我转行到教育局工作。偌大的城市，除了一张办公桌、一张床，没有我的屋檐。人在床上，书在流浪，几年中近乎贪婪地买书、找书、求书，这些书全寄放在朋友家中。

　　曾经坐在书架边，闭上眼睛，书里的墨香阳光般流向心湖。如今坐在空床上，耳边是夜夜不同的鼾声。心中涌不出一个字。

　　后来，单位腾出一间曾经的车库。在车库两扇大门上贴上两个喜字，一边覆盖着“出入”，一边覆盖着“平安”。人到家了，心也到家了。房子灰暗，有书的光照，我突然有了通透感，久违的文字开始在笔下涌出。

　　屋檐下燕子飞回南方的季节，我家多了一个女儿。抱着女儿，一边诓着她，一边诓着纸上的文字。那时还没有电脑，很多文字得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为了孩子读书，我们三次搬家：2000年，在小学旁边租房；2006年，在初中旁边租房；2009年，在高中旁边租房。小时候，父母在哪里，家在哪里；成家后，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2019年，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书房”这个梦想多年的词语，终于出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

　　坐在书房里，书房外是阳台，阳台外是滚滚东流的长江，身后是三壁齐顶的书柜。背靠书山，面向长江，遥想当年那些在厨房饭桌上、卧室木板上写出的文字，那些带着油烟味、葱蒜味的文字，我心中只涌出两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