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娟

　　读黄孝纪《庄稼人》中的《木匠》，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们都是湘南乡村的木匠，以双手为笔，在木纹间书写着匠心的史诗。书中盲人木匠黄庚山的故事尤其令人震撼：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却在昏暗的木工房里，用自制的“比子”工具创造出锁住五条门的木柜、精巧的智力玩具，甚至还能打水桶。这让我不禁想起我的父亲——一位同样以木匠为生的手艺人。他虽目明耳聪，却与黄庚山有着相似的坚守：守正、创新、善良。这些品质不仅支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更在时代洪流中锚定了匠人精神的永恒坐标。

　　守正：以木为尺，丈量人生的重量。黄庚山做木工时，“从不用规尺和墨斗墨线”，仅凭手感与经验，便能让木器“四方平整，凹凸契合”。这种对技艺的纯粹追求，与父亲“不偷工减料”的原则如出一辙。父亲学艺时，师傅曾教他“三分木料七分心”——木材的纹理走向、榫卯的咬合角度，皆需心存敬畏。他常说：“偷工减料省下的，是良心；砸掉的，是招牌。”

　　记得有户人家起新房，木料很多，有大有小，他完全可以小充大，因为小的易做。但他坚持选用百年老木，他说：一年起屋百年住。最终，木房子历经风雨仍屹立如初，而那些“偷懒”的同行，木料早已被蛀蚀坍塌。

　　黄庚山与父亲的“守正”，实则是农耕文明中“匠人合一”的缩影。在《庄稼人》中，木匠的工具从墨斗、曲尺到“比子”，始终与土地紧密相连；而父亲的墨斗、木马、斧凿，亦是他丈量人生的标尺。这种对手艺的忠诚，让木器超越了器物本身，成为人格的隐喻。

　　创新：在传承中开辟新的可能。黄庚山的“比子”堪称民间智慧的结晶。这个由硬杂木制成的阶梯状工具，让他能在黑暗中精准控制木材的尺寸与角度。而父亲的创新，则体现在对传统工艺的改良上。20世纪90年代，他率先将电动砂光机引入作坊，既保留了手工刨制的温润质感，又提升了效率。面对客户定制的新式家具，他用“”榫卯＋五金“”的混合结构，既满足现代审美，又延续了中式木作的灵魂。

　　这种创新精神，在匠人群体中并非孤例。湘南篾匠用塑料绳替代竹篾编织箩筐，陶匠将粗陶与釉彩结合烧制茶具，皆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匠人不是守墓人，而是持炬者。”父亲与黄庚山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传承，从不在故纸堆中沉睡，而是在与时俱进的创造中永生。

　　善良：木纹里的温情密码。黄庚山除了给家里做家具，还为邻村孩子制作智力玩具。这种藏在技艺中的善意，与父亲“不搞小动作”的信条遥相呼应。父亲做家具时，总会多备一根榫头、一片木板，以备客户日后修补之需。村里有户人家突遭火灾，他连夜赶制新床，却分文未取，只说：“房子塌了能再盖，人要是没盼头，才是真塌了天。”

　　这种善良，在《庄稼人》中化为匠人群体的集体品格。纸木匠如喜为亡者扎制纸花时，总是力求好看，让亲人更好地寄托哀思；阉猪匠仁曾及时发现一起炭疽疫情，隔断了疫情的传播。匠人们深知：器物承载的不仅是功能，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木屑纷飞处，匠心永流传。黄庚山用三十年光阴在黑暗中打磨木器，父亲则用半生辛劳将五个子女送出大山。今日，父亲的工具箱早已找不到了，可能大哥那里还有一两把凿子和锤子。但当我看到黄孝纪《庄稼人》中的《木匠》，仿佛又看见了父亲眯着一只眼，将一根刨好的方料倾斜着打量，一丝瑕疵都不放过；听见了湘南山林间的斧凿声、八公分村木工房里刨花落地的轻响。这些声音交织成网，兜住了即将消散的乡愁，也托举起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创造记忆。

　　从黄庚山到父亲，从“比子”到电动砂光机，变的是工具与时代，不变的是匠人心中那杆秤——一端压着“守”，一端坠着“善”，中间悬着“匠心”。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这样的“笨拙”：笨拙地相信手艺的力量，笨拙地守护人性的微光。唯有如此，方能在钢铁森林中，为浮躁的时代保留一份沉静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