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文化路从九龙县城延伸而出，途经九龙县初级中学，这条路因此而得名，通往九龙县南部乡镇，是一条并不宽阔的公路。九龙县南部的乡镇包括乃渠镇、乌拉溪镇、朵洛彝族乡、魁多镇、子耳彝族乡、湾坝镇、洪坝乡。湾坝镇、洪坝乡距离县城较远，我迄今只途经乃渠镇，去过四十多公里外的乌拉溪镇和一百多公里外的朵洛彝族乡。

　　徒步经过文化路

　　我工作的九龙县民族医院就在文化路旁边、狮子神山半山腰的一个院子里。从我们在医院的住处楼下出发，经文化路，走初级中学门口外的水泥石梯小路到团结下街，距离1060米，用时11分20秒；从团结下街出发，走顺山街，经街口，沿初级中学门口的大路，经文化路，回到我们在民族医院的住处楼下，距离1260米，用时12分35秒。团结下街是九龙县城的主干道，医院在那里开设了一家便民门诊，我被安排每周一、三、五去那里坐诊。

　　以上这组数据，是我到医院便民门诊上班第一天，通过手机地图软件记录下来的。在手机地图上，从住处到团结下街的路像一根弯弯曲曲的长绳，在县初级中学门口，这根长绳挽成了一个小小的结。从抵达九龙、开始每周一三五到便民门诊工作，到结束在涉藏地区的工作离开，我没有一次把这个想象中的结完整地走通过。它就那么存在着，躺在九龙县呷尔镇的地面上，也在我脑海里缠绕着，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猛地一下把我拉扯回高原的阳光里去。

　　高原永远不缺阳光。在我到达九龙后的《逐日记》里，起初还像常见的日记那样，每天都会在日期、星期几后面记上当日的天气，后来索性就把“晴”字省略了，因为我发现，在我到达后的一个月里，竟然只有一个雨天、一个阴天。我真要把每天的天气记下来，绝大部分日子都不过是在重复。这种重复是机械性的，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太阳日复一日的照耀，因为在这样的重复里，我能够感知到一种确定无疑的动感。

　　春天里的早晨，我徒步去团结下街的时候，太阳还停留在对面的八家铺子山上；下午下班回到住处时，太阳已经移动到后面的狮子神山山顶。中午下班回住处吃午饭时，太阳还在我左前方的头顶；等我午休后出门，赶去团结下街上下午的班时，太阳仍在我左前方的头顶。

　　文化路靠山一侧是若干栋依山而建的屋宇，其间有农家和杂货铺，有一个住宅小区，还有县初级中学。杂货铺的门从早到晚都开着，但我很少看到有人走近货架，不知道铺子的生意是如何维持下去的。住宅小区其实是县里的廉租房，挨挨挤挤的几栋楼房，墙面被刷成了淡黄色。我有一位九龙同事，北川人，大学毕业后求职来到此地，就住在其中的某栋楼里，但我从没在上下班的途中遇见过她。

　　另一侧除了面朝文化路开门的几户人家，大部分路段都砌了高出人头的水泥墙，墙面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水泥，灰色的墙体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已变得接近青色，个别地方裂开了细细的缝隙，墙体因此显出一丝苍老的味道。墙下是弯弯曲曲的人行道。我通常选择靠墙而行。尤其是下午出门上班的时候，高高的水泥墙正好可以为我挡住大部分的阳光，越过墙头照下来的部分，顶多照射到我的头顶。高原正午的太阳总是很烈。

　　初来九龙，刚开始徒步去便民门诊上班的日子，一踏上文化路，我就禁不住抬起左手，举在额前，试图挡住越过路边水泥高墙照射下来的阳光。我举在额前的手，连着我的头顶一同被映照在路面或者墙脚，乍一看，像一个侧耳聆听不知哪里传来消息的人。很快就发现我其实是在徒劳，我抬手与否，手边、头顶、身上总是同样感觉到热辣辣的。我抬手遮在头顶，除了让我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显得突兀，别无他用。有此发现之后，我就彻底豁出去了，往返文化路的途中，不再抬手试图遮住或者聆听什么，只管和其他人一样甩开膀子往前走。除了脸上暂时缺少长年累月高原风吹日晒的印记，看上去就和一个本地人无异了。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和感觉。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对于我的突然闯入，文化路上的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即便有人在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来到高原，一个人出现在文化路上，别人如何评头论足，那已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我只管无声无息地游走，从我在医院的住处到团结下街的便民门诊，又从团结下街的便民门诊回到住处，像一尾鱼，自在，无拘无束。

　　除非下雨（这样的日子实在稀少）或者飘雪，每天午后都会有一群老人坐在水泥墙根下，其中有几个围着小方桌，心无旁骛地玩纸牌。很多时候我下班回来，老人们仍旧坐在那里，打纸牌的，依然是上班时看到的那几位。我从没听到他们高声说话，就是打纸牌的那几位，也只是默默地围坐在小方桌前，微笑着慢悠悠地把纸牌放在面前的小方桌上。老先生们大多戴着宽檐帽，老太太们戴着色彩鲜艳的头饰，大约是为了在阳光下看清楚牌友们打出的牌。不管多烈的阳光，老人们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从自若的面容和神情上可以大致判断出来，他们都是本地人，很可能就住在路边的那些房子里。

　　也许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多冷，他们只是习惯了每天必须在阳光下晾晒一下自己而已。或者他们比谁都清楚，有些寒意是从身体内部透出来的，必须吸收一场接一场的阳光才能与之对抗。他们为此已经在太阳下晒了大半辈子，现在老了，就更加离不开了。

　　路边的那些农家，几乎每家的院子里都有一个柴禾堆，清一色从山里运回后被砍劈成小块的青冈，垒得都很高，一头向着公路，另一头向着院子或者屋檐下的墙壁。向着公路的一头整整齐齐，看得见清晰的锯痕，由此推断，那些青冈大概都有着统一的规格。但它们就那样沿着同样的方向垒放在一起，而且垒得那么高，不免让人担心何时会轰然垮掉。后来我问过几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才知道柴禾的堆法是有讲究的：那种十字交叉的堆放方式，只在特定的仪式中才能见到；而堆在家里的柴禾，必须方向一致，整整齐齐地码放。至于如何进行有效固定，高原人自有自己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已经过一代代先人的验证，其适用性和神圣性，毋庸置疑。

　　除了柴禾堆，几乎每家的院子里都种上了树：桃、核桃、花椒。不是样样都有，但种些什么是必须的，要么是桃，要么是核桃或者花椒，总之没有一家让院子里的土地空着。我第一次来时是冬天，无论是桃、核桃还是花椒树，都还是光秃秃的枝条；等我春天里第二次来的时候，桃树上刚刚冒出花骨朵，没几天，就满树粉红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核桃树的枝条上也开始长出毛茸茸的叶芽，继而长成嫩绿的叶片。

　　每一天走在文化路上，我看到的桃树、核桃树、花椒树似乎都与头一天不同。当我无意间望向它们，想着它们果实累累的日子，心中便禁不住涌起一种别样的憧憬来。这么说起来，感觉似乎有些矫情。不错，桃、核桃、花椒都是我过往的生活里再寻常不过的可食用之物，现在，我将有机会亲眼见证，它们是如何在枝头一天天长成我熟悉的样子的。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样的第一次是高原呈现给我的，想想都令人激动。更令人激动的是，这第一次，我将在上下班的途中顺便完成，因此抒发一下久违的情感，便不是什么出格的事了。

　　但是，我还是没过多久就被人认出来了。最先认出我的，是住在路边某栋房子里的一位老人，我不知那房子的具体位置，但我记得老人的名字和年龄：王四郎扎西，72岁。他因腰和双脚疼痛，到多家医院看过不少医生，腰部疼痛减轻了，但双脚行走时仍疼痛难忍。听说我们来到九龙，便在女儿陪同下，多次来医院找我看：我在医院本部上班的时候，他就来医院本部；我上便民门诊的时间，他便去便民门诊。

　　十多天后的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从墙根下的阴影里走出一个人，拉住我的手臂。是王四郎扎西——经过我的治疗，他基本上可以正常走路了。我望着笑呵呵的老人，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人执意邀我去他家里坐坐。我婉言谢绝了，老人似乎仍不放弃，我往回走，他便跟着我走，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话，一直到我踏进医院大门。告别的时候，老人又一次郑重其事地邀请我有空时去家里坐坐，我看着老人，严肃认真地说了一声：“好！”

　　隔一日，我照例去便民门诊上班，水泥墙根下照例坐满了晒太阳的老人，一路上都没见到王四郎扎西。及至我完成在高原的工作任务离开，我也始终没在文化路上见到他，我担心的事，终究没有出现。但我分明感觉到，墙根下的那一双双目光正无声地落在我身上，我甚至听见有人低声说：“就是他，李医生。”仿佛生怕身边的人不知道我这个从平原来的医生，或者错过了某个难得一见的场景似的。自从那天我和王四郎扎西老人一起走过文化路之后，那些目光里似乎就平添了些什么，那么明亮，那么温暖。同样的目光，我只在我的父辈与祖辈眼中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