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

　　儿童文学是对童年的文学致敬，更是引领儿童精神成长的灯塔。在创作之路上，作家薛涛始终深扎故乡东北的白山黑水，坚守着一份独特的审美追求，以饱含人文底蕴与艺术感召力的笔墨，书写直抵人心的真情。其长篇儿童小说《桦皮船》，便是一曲礼赞生命的欢歌，一章描摹自然的诗篇，更是作家内心深处最炽热的灵魂激荡。

　　书名“桦皮船”，是一个兼具神秘气息与原始质感的意象——它不仅裹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自然的哲思与时光的重量。

　　世代居住在东北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曾以游猎为生，桦皮船是他们穿梭于林海与河流间的“生命线”：春日里载着猎人追逐迁徙的兽群，秋日里盛满收获的兽皮与野果，寒夜里或许还曾为迷路的人遮过风雪。它是鄂伦春人漫长游猎史的鲜活见证，纹理里浸透着篝火的温度，船舷上刻着祖辈与自然共生的智慧。然而，随着时代更迭，定居生活取代了逐水草而居，机动船取代了桦皮船。那门将桦树皮反复蒸煮、鞣制、缝制的古老技艺，曾是族中长辈手把手传下来的“家底”，如今却因需求的消逝而日渐衰微——会这项手艺的老人越来越少，年轻人更熟悉的是手机屏幕而非桦树皮的纹理，这门流淌着民族基因的技艺，正悄然滑向被遗忘的边缘，亟待重新拾起与守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桦皮船》的故事缓缓铺展：老猎人托布带着小孙子乌日，怀里揣着祖传的桦皮船制作图谱，身边跟着一只桦皮船、一头怯生生的小狍子，一路向北奔赴林莽苍苍的大兴安岭。他们要追寻鄂伦春人从前的足迹，更要划着这只承载着记忆的船，送死去的猎狗阿哈“回家”，回到那条曾见证过它无数次捕猎的河流。

　　旅途上，感动与欢喜在林海间交织：山上的撮罗子（鄂伦春族传统的锥形帐篷）历经风雨仍倔强伫立，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望着过往；山下的呼玛河奔涌向前，浪花里翻涌着新旧时光的碰撞。男孩乌日第一次握紧桦皮船的木桨，水波荡开时，他不仅触摸到了祖辈的生活印记，更在船头的颠簸里驶向了心灵的故乡；爷爷托布望着连绵的群山，烟袋锅里的火星明灭，仿佛在向猎枪、篝火与兽皮帐篷构筑的旧时光深情道别。这一老一少的“返乡”之路，既是乌日挣脱城市喧嚣、在山林里学会辨认云影与兽迹的成长之旅，让他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开启全新的生命体验；更是鄂伦春民族在时代浪潮中，与游猎生活郑重告别的缩影。当桦皮船的桨声渐渐淡出日常，族人虽告别了逐猎而行的旧方式，却在记忆的传承里，为民族的根脉找到了新的生长方向。

　　用桦树皮精心鞣制、缝制而成的桦皮船，身形小巧如一枚柳叶，重量轻得少年可单肩扛起。老猎人托布曾在开篇叹息：“它在呼玛河上跑得飞快，能追上鹿；上了岸，我就背着它走。它就是我的脚，我离不开它。现在，它却成了一个摆设……”这句带着烟熏味的感慨，像一根浸了露水的麻绳，轻轻牵动了小说的叙事基调，既有林间篝火般的暖意与欢腾，又藏着旧物蒙尘的忧伤，更漫溢着时光流转的怅惘。这只巴掌大的桦皮船，恰似一条隐形的“文化电话线”，一头连着乌日生活的沈阳——那里有高楼车流、电子屏幕，是现代文明的缩影；另一头牵着大兴安岭的林海——撮罗子的炊烟、呼玛河的涛声，是鄂伦春族世代栖息的根。它载着少年乌日穿越城乡的边界，在桨声与风声里，见证他从对山林一无所知的城市孩子，长成能听懂狍子呼吸、辨认云影走向的小小猎人。而船身的每一道纹理，都蕴含着更厚重的意涵：社会变迁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文化传承里技艺与记忆的接力，民族融合时个体与群体的共鸣，乃至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永恒命题。它像一块多棱镜，从文学的细腻、哲学的深邃、生态学的敏锐、人类学的厚重等不同侧面，折射出令人沉思的光芒。

　　故事的起点是钢筋水泥的沈阳，爷爷托布带着对山林的执念，牵着对传统陌生的乌日，一路向北，最终抵达大兴安岭腹地的十八站——那个鄂伦春人曾经的聚居地。但这场旅程并未在此落幕：当祖孙俩将珍爱的桦皮船放回呼玛河，托布那句“呼玛河才是桦皮船的家”，像一声悠长的号子，唤回了船与河流的缘分。于是，“河水流进黑龙江，又随着江水流进鄂霍次克海去了”。正如书中所写：“桦皮船恋恋不舍，在河心徘徊几圈，然后随波逐流向下游漂去。在白桦林诞生的时刻，它就想去看大海，今天如愿以偿，向着大海出发了。”这只漂向远方的桦皮船，早已超越了器物本身：它是鄂伦春文化挣脱地域桎梏的象征，是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寻找新坐标的隐喻，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与情感，乘着时代的浪潮奔向更辽阔的未来。不同的读者，或许会从它的漂流里，读出对消逝的怅惘，对传承的期许，或是对文明流转的顿悟。这正是文学意象最动人的留白。

　　《桦皮船》的叙事艺术颇具深意，作家以多重视角的交织构建出“复调”式的叙事节奏，笔触间流淌着浪漫清灵的诗意。这种叙事视角的选择，不仅服务于故事的铺展，更暗藏着创作主体对生命、文化与时代的深层叩问。小说巧妙地平衡了两种核心视角。一边是少年乌日的儿童视角，带着孩童特有的天真与懵懂，用清澈的眼睛打量山林的一切——撮罗子的尖顶如何刺破晨雾，呼玛河的浪花里藏着怎样的秘密，爷爷手中的桦树皮为何能“变”出船的形状；另一边则是老猎人托布的视角，沉淀着鄂伦春族百年的生活智慧，他的目光扫过群山时，能读出每一道山脊的故事，提及游猎往事时，语调里裹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对时光的叹惋。两种视角交织间，既有对白山黑水间山水风景的细腻描摹——比如秋霜染透的白桦林如何在风中“哗哗”作响，鄂伦春人篝火旁的烤肉香如何漫过河岸；也有对民族风俗的生动呈现——桦皮船制作时的每道工序、狩猎前的古老祷词，共同谱成一曲悠扬婉转的东北山林牧歌。这两种视角的碰撞，催生出富有张力的文本效果：儿童视角的“陌生化”打量，让习以为常的山林生活焕发新奇感；老人视角的“熟稔”回望，则为懵懂的好奇注入厚重的历史纵深。写实的情境中常常叠印着想象的光晕，比如乌日眼中“桦皮船在水里像活过来的鱼”，托布记忆里“猎狗阿哈的灵魂会顺着河流找到故乡”，既凸显了乌日的纯真灵性，也勾勒出托布对自然的神性感知。尤为巧妙的是，两种视角在“还乡”的主线中交融共生：儿童视角如同凸透镜，将世界的新奇与生命的悸动放大，让每一片落叶、每一声鹿鸣都充满探索的张力；老人视角则如同一面后视镜，在前行中不断照见过往，让还乡的路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

　　小说最耐人寻味的，是叙事结构的呼应与升华。结尾处，乌日独自踏上归途，“火车逐渐加速，把乌日带走了，把小站丢进碧绿的森林。路上还有熟悉的人和事在等着他”，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出发时那个对山林一无所知的孩子。这一幕与开篇形成鲜明对照：最初乌日坐着绿皮火车“返乡”时，面对窗外的美景，只能写下“窗外的风景非常非常非常美”便再无下文，孩童的灵感在陌生的自然面前显得贫瘠。这种“出发时的懵懂”与“归来时的了然”，构成了“返乡—远行”的闭环叙事：表面上是从城市到山林再回到城市的物理轨迹，实则是少年从“身体还乡”到“精神启程”的成长蜕变，更是一个民族在告别与传承中寻找新坐标的隐喻。这种首尾呼应的结构，让整个故事超越了单纯的“还乡”主题，成为一曲关于成长、告别与延续的生命赞歌。

　　通读《桦皮船》，字里行间流淌的语言魅力格外动人，简练如林海间的清风，却藏着孩童般的幽默；风趣似呼玛河的浪花，又裹着洞见世事的睿智。细品之下，更能触摸到作者对文字的敬畏之心：他像一位虔诚的匠人对待璞玉一般，对每个词语反复打磨、精准安放，那份对文学的热爱与对少年读者的悉心呵护，早已浸透在字里行间。就像描写核心意象“桦皮船”时，作者的笔力尽显巧思：“船体雪白，很像用一大张白纸折叠成的”，仅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便让桦皮船的洁净与轻盈跃然纸上，仿佛能看见阳光洒在船身时泛出的柔和光泽；而写木桨时，又化作充满童趣的想象，“一支木桨狡猾地别在船舱底下，随时准备协助这条船逃跑”。“狡猾”“协助”“逃跑”三个词，像给器物注入了灵魂：木桨成了藏着小心思的伙伴，桦皮船也成了随时想奔向远方的“调皮鬼”。这般拟人化的表达，既精准勾勒出船与桨的形态关联，又透着孩童视角特有的天真趣味，轻易就能抓住小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在会心一笑中记住这个灵动的画面。更难得的是，这些轻松幽默的文字并非单纯的俏皮，而是像一条温润的溪流，自然承载深沉的思考。当乌日跟着爷爷学扎撮罗子，作者写“桦树皮在他手里不听话，像块倔强的硬纸板”，既符合孩子动手时的笨拙，又暗合传统技艺传承的不易；当托布望着废弃的猎枪叹息“它现在连咳嗽都不会了”，一句拟人化的调侃，藏着对游猎时代落幕的怅惘。生活的五味、人性的温良、文化传承的重量，都在这般风趣的表达中悄然铺展，没有半句生硬的说教，却让读者在被故事吸引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触摸到那些值得深思的命题。就像林间的晨雾，轻柔包裹着远山，让美与深意一同渗入心间。

　　值得一提的是，《桦皮船》中“回归”的命题贯穿始终，在情节的收束处形成了一组动人的呼应：少年乌日在一路惊喜与惊险的交织中抵达十八站，完成了从城市孩童到触摸民族根脉的心灵蜕变；被祖孙俩收养的小狍子古然，最终挣脱羁绊奔回莽莽林海，回到了属于它的自然怀抱；忠诚的黑狗阿哈长眠于山林深处的撮罗子旁，以最质朴的方式魂归它曾守护过的土地；而承载着无数记忆的桦皮船，被郑重放回呼玛河的怀抱，顺着流水奔赴更远的远方……就连故事中曾以“反面人物”面目出现的老头李阿哈，也在旅程的终章卸下了漂泊与疏离，亮出了带着烟火气的真名“李饭碗”，成了十八站站台上守着货摊的卖货人。这个曾游离于群体之外的角色，最终在故土的烟火里找到了安稳的落点，完成了从迷失到归位的“善的回归”。这些人与物的命运轨迹，看似是各自的结局，实则是作者以富有隐喻的笔触，艺术地完成了一场关于“回归”的集体礼赞：既有肉体上对故土、自然、本真生活的复归，更有精神层面对初心、传统、民族根脉的回望。它们共同编织出一张细密的网，将个体成长、物种天性、民族记忆与人性向善的力量，都收束进“回归”的母题中，让整个故事在温暖的余韵里，透着对生命与存在的深层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