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

　　车子一拐进山，那旋律就在脑子里响起来了。“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小时候听这首歌，只觉得慷慨豪放，哪里懂得“高万丈”究竟有多高。等到真坐上了翻二郎山的车，才明白那不是比喻，是实打实的险。

　　我第一次过二郎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隧道还没修通，走的是老川藏公路。车子在盘山道上像一头喘着粗气的牛，爬得慢，晃得厉害。路很窄，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万丈深谷。遇到对面来车，要提前找地方错车，两辆车的后视镜几乎贴着擦过去。司机嘴里叼着烟，眼睛却一刻也不敢离开路面。我坐在副驾驶，手心全是汗。车头一个猛拐，忽然看见了雾蒙蒙的垭口。到了山顶下车歇脚，腿都是软的。站在垭口上往甘孜方向望去，群山如海。歌词里那句“羊肠小道难行走”，这分明是拿命在走的路。回程在山腰堵了半天，谁也没有脾气——能平安翻过去就是万幸。

　　第二次大不同。那是2001年二郎山隧道通车之后不久，我特地开车跑了一趟。车至洞口，立着镌刻《歌唱二郎山》歌词的碑石。长约四公里的隧道，灯火通明，路面平整。不到十分钟就穿过了整座山，从雅安一侧到了泸定——踏上了甘孜的土地。一出洞口，大渡河谷的阳光比山那边更亮。我忍不住哼起那首歌：“公路通了车，运大军，守边疆……”眼眶有些发热。这条隧道不仅缩短了二十多公里的行程，更终结了那条盘山老路上反复上演的险情与悲剧。

　　这条路为什么必须打通，多年后我才读到背后故事。当年修筑川藏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战士倒下，二郎山段平均每公里牺牲七人。在天全县烈士墓园里，一位沈步云烈士的墓碑上写着：祖籍平原省安阳县城东关，1950年7月13日因筑路牺牲。简单的几行字，就是一条生命留在世间的全部印记。那些牺牲的筑路者没等来的通途，后来的人等到了。这条隧道，便是对前辈最好的告慰。

　　隧道通了，路还在延伸。第三次过二郎山，已是2018年底雅康高速通车之后。新二郎山隧道13.4公里长，路面平整得像绸缎，灯光一路铺展。十几分钟便钻到了那一头，正式进入甘孜。泸定就在眼前，康定也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当年翻山要半天，如今不过是喝一杯酥油茶的工夫。

　　对甘孜来说，这条高速改变的不只是时间。我在泸定停车区遇到一位开民宿的藏族大哥，他笑着说：“以前游客翻二郎山就要耗大半天，现在早上在成都喝豆浆，中午就能在甘孜吃上牦牛肉。”甘孜的松茸、藏香猪，头天还在地里，第二天就能摆上成都的货架；甘孜的孩子去成都上学，家长当天就能往返。二郎山不再是天堑，而成了一条通衢。

　　站在这条路上，我总会想起茶马古道。千百年前，马帮驮着茶叶盐巴，从雅安翻过二郎山走向康定。那些马锅头踏出的石板路，如今还嵌在山腰间，和高速公路遥遥相望。古道上的铃声早已远去，但这条路承载的藏汉交往从未中断。从马帮到军车，从军车到高速——变的只是速度，不变的是甘孜与外界之间那条割不断的纽带。

　　停车区旁，镌刻着《歌唱二郎山》歌词的石碑巍然立着。一对藏族夫妇牵着儿子，妈妈用普通话一句一句教孩子念：“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童声脆生生的，在群山间回荡。歌词里那句“藏汉团结”，不是口号，是这条路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

　　那一天，我没有急着赶路，特意绕道走了小段老国道。路还是那条路，却早已车辆稀少，只有少数怀旧的旅人和骑行者还会经过。我停在当年那雾蒙蒙的垭口处，向甘孜方向眺望。云海在群山间翻涌，贡嘎雪峰在更远处闪着银光。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昼夜不息，而脚下这条老路像一位功成身退的老人，静卧山间，任野花开满路肩。我想起当年在垭口上腿软的感觉，想起那个叼着烟的司机，想起无数在这条路上拼过命的人——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的车流，该多好。

　　歌声翻过二郎山，翻过去的是一个时代的天堑。对甘孜人来说，这条路早已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通往外面世界的生命线。山还是那座山，但山两边的日子，早已连成了一片。

　　天色向晚，我重新驶入高速，向着康定方向前行。歌声还在耳畔回响着，我不由自主地跟着那个旋律，轻轻地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