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瓜

　　我到学校的第一年，几乎都是在各类集体活动中度过的。一场热闹的“耍坝子”活动结束后，学校又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篮球比赛。

　　因肢体协调性欠佳，我的体育成绩向来平平。大学期间，体育课的要求反而愈发严格。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本以为可以就此与体育“绝缘”，谁料刚踏上工作岗位，便接到通知——参加篮球比赛。

　　起初，我被安排上场比赛。后来，大概是校长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便改派我负责计分和翻动记分牌。那段日子，学校上午正常上课，下午则是篮球比赛。风沙漫卷中，我与两位女同事坐在场边，守着记分牌，一笔一画地记录着比分。

　　后来我才得知，校长之所以在那一年密集举办各类活动，是因为学校历经数载建设，终于初具规模，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那一年，除了“耍坝子”、篮球赛，学校还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校师生火锅宴。几百人连日围炉共食，这样的场景，在我一生中仅此一次。

　　“耍坝子”活动结束后，高原的秋天依旧天朗气清。校长宣布：全校师生共进火锅宴。操场上一字排开数十口火锅，众人一起择菜、洗菜、切菜，生火、支锅、烹煮。那时，校长尚无“宣传意识”，更不知吉尼斯世界纪录为何物。如今想来，倘若当时申报，这般数百人同场涮火锅的盛况，说不定真能成为一项纪录。毕竟，即便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场面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见。

　　火锅宴上，我动手不多，主要负责清洗食材，其余活计多由学生们包揽。我至今记得，那天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或许只有我，面对这壮观的场面有些“目瞪口呆”。秋阳下，操场上，一口口火锅整齐排列，几乎占满了整个操场。师生们烫着鲜菜，唱着山歌，热气腾腾中，欢声笑语与袅袅炊烟一同升腾。那时的甘孜县城，火锅店寥寥无几，仅有几家串串香和酸辣粉小铺。后来，我的一位同学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在县城开了一家大型火锅店，生意颇为红火。

　　火锅宴上，校长吃得并不多。自“耍坝子”活动以来，我便开始留意这位传说中“有些本事”的校长。聚会时，他常常放松地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师生们大快朵颐，眼神里满是欣慰，仿佛一位老父亲看着自己的儿女历经艰辛，终于能够吃饱穿暖。

　　校长是甘孜县人。他的父辈定居之处，是甘孜县玉米产量最高的村子。一次，校长的亲戚去世，我与同事乘客车前去吊唁。那天，在校长亲戚所在的村子里，我第一次见到甘孜县竟有如此肥沃的土地，长出的玉米棒子饱满硕大，几乎可以媲美泸定矮山田里的收成。对于血液里流淌着劳作基因的人而言，那样的土地无疑是巨大的诱惑。或许，正是父辈的勤劳与高原的严酷，共同淬炼出校长超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能力。

　　从同事口中，我得知校长上任后便着手兴建校园。甘孜县这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建州后不久，甘孜州第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便诞生于此。

　　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这所学校的地位几经变迁，而变迁最直观的体现，便是硬件设施的更迭。同事告诉我，曾经的校园，教学楼、宿舍陈旧破败，就连操场也是泥土遍布、凹凸不平。校长上任后，带领全校师生投工投劳，每天下午的课程几乎都成了劳动课。师生们推着小车、拉着泥土，一点点平整操场。当然，女老师们会得到适当照顾。然而，仅凭师生之力，能做的不过是平整操场、修葺花台，教学楼、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的修建，终究需要专业施工队伍，更需要校长四处奔走筹措资金。总算在我到校之前，崭新的教学楼、职工宿舍楼、办公楼拔地而起，操场也平整如新。我到校那一年，学校刚好焕然一新。辛苦数载的校长，想让大家歇一歇，更想犒赏与他一同栉风沐雨的师生，这才有了那场豪气干云的“耍坝子”和火锅宴。

　　改变学校面貌，是校长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如今回望，我才明白，校长的诸多举措，正是学习借鉴了山外学校的先进经验。改善物质生活，是改革开放后全国上下共同的心愿。“停薪留职”一度成为浪潮，我分到师范学校那年，就有几位老师重返校园。九十年代初，不少干部职工下海经商，有的挣了钱，便没再回来；有的一无所获，又重返原单位。学校里也有这样的老师，有一位回校后，还向大家推销助眠枕头。校长顺时而动，不止一次亲赴成都进货。卖货所得，悉数作为奖金按月发给老师。听说，盛夏时节，为节省运费，他曾背着上百斤的货品，汗流浃背地走在成都街头，肩膀的皮肤都被磨破了。经他苦心经营，我们学校每位老师每月能比当地其他学校多领三四百元。师姐告诉我，县城里不少老师都羡慕我们的待遇，因为我们可以天天买肉吃。那时，县城教师月工资普遍只有几百元，年轻教师更是只有四百多元。我报到那年，最初领到的工资便是四百出头，那样的收入，确实难以做到餐餐有肉。正因老师们手头宽裕些，卖菜卖肉的商贩常常拉着板车候在校门外。

　　师姐说起这些时，脸上洋溢着与有荣焉的骄傲。毕竟，被人羡慕，总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校长不仅改变着校园环境，改善着教师收入，还革新着学校的管理模式。因为，随着经济大潮涌入高原，山外世界对人的要求也在悄然变化。“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高效成为新的时代命题。校长将山外学校先进的管理经验引入校园。诚然，一名真正的好老师，理应每天围着学生转。然而，成为那样一名全身心扑在学校和学生身上的老师，却并非我当初奔赴高原的初衷。

　　回望往事，我渐渐明白：那时，校长的心灵与我的心灵，恰如两条反向延伸的射线——他向外，与山外的世界同频共振；我向内，与生命的本真默默对话。这种心灵的“反向”，加重了我在甘孜时对周遭环境的不适，也加深了内心的苦闷。苦闷中，我仍在县城里努力寻觅着心之所向，尽管那时的县城，尚难见到令人心动的精神图景。

　　那是因为时代在变。画家丘原当年在雪域高原所经历的那种纯粹，我已无法复刻。况且，在时代进程中，粗犷走向有序是必然，只是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渡期。我在甘孜县城的那些年，恰好就处于这样的过渡期。

　　那时，县城公园的功能尚不完善，过山车、健身器材等休闲娱乐设施一概阙如，偌大的公园常常空空荡荡。舞厅自然成为人们聚集的场所，而更多人则以麻将为消遣。人们涌进麻将馆，街上的闲人少了，喧嚣也少了。

　　在县城的五年间，街上最显著的变化，便是那些相继开张的店铺，卖衣服的、卖皮革的居多。后来，超市、专业美容院也陆续出现。到县城后不久，我兴之所至，走进一家藏装店，买了一条藏裙。在店主的热情指导下，左叠右折，将一条过大的裙子看似合身地穿回了家。

　　当街上不少人都在玩同一种游戏时，我忽然感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距离更远了。语言，横亘在我与他们之间，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最初决定去甘孜时，我便考虑过语言障碍，特意与藏文系同学多有接触，学了几句日常用语。我以为到了县城后，学会藏语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一个陌生人，要毫无芥蒂地被当地人接纳，并找到一位愿意教授语言的老师，谈何容易。

　　幸好，那时县城里人们普遍会说汉语，日常交流并无障碍。只是，当地人之间仍习惯用藏语交谈。每当此时，我一句也听不懂，一种无形的隔阂便悄然横亘在心头。尽管如此，我仍能从他们的神情和动作中，读懂一些内心的波澜。当然，遇到重要的事，我还可以请人翻译。然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围坐在麻将桌前，沉浸于同一种游戏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声的拒绝。在那方桌之上，我难以窥见他们的心灵深处。想要真正走进高原，却又不得其门而入的无奈与焦灼，那时常常充塞于我的胸臆。

　　县城里，找不到我渴望的那种不同于儿时村庄的生活。焦灼与无奈中，我也在同事家里学会了打麻将。麻将，我读初中时便在伯父家见过。对我而言，家庭不可能在生活费和学费之外再给我余钱，况且我一心向往远方，心始终无法停留于那方桌之上。因此，大学毕业前，我对麻将始终提不起兴趣。然而，当我无法真正融入脚下的土地，无法提笔写作，而沸腾的血液又急需一个宣泄的出口时，仅仅一个下午，我便学会了这种游戏。只是，当牌局散场，内心的痛苦却愈发深重。

　　我只能期待，明天会有新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