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微木依萝

　　我们的记忆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照着每一个时段的故事。我现在要写的，是我少年时代的往事。那时我十三岁，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仗着个子矮，坐在前排。如果我不说，没人可以从外表上看出我的年龄。

　　我的语文老师是个很善良的农村姑娘，住在半山腰，学校在山顶。条件所限，她必须住在山上。她每个星期天中午开始爬山，从自家的菜园摘了新鲜的蔬菜和瓜果，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拄着松枝往山上爬。我曾恨她——在我默写生字时，四十个字写错三个，她就给了我狠狠的三板子，把手心打得又红又肿。我看见她打别的孩子的手心就没有那样使力，他们错的比我多得多。但我也不能否认，她是个好心的老师。她给我垫交学费，后来直接给我交学费。因为这样，我的一部分同学嫉妒我，他们看见我就跟见了刺一样难受。他们说语文老师是我的亲妈。我不反驳，我都巴不得她是我亲妈。

　　我的同学依色住在山上，星期六放学以后要早早跑回家放羊，一点也不能耽搁，这是父母分给她的“任务”。我和依色是同桌，但我不喜欢她。她有时候偷东西，是一只连窝边草也吃的不讲情面的兔子。我和她同桌，她却连我的橡皮擦都“劫”走，在橡皮擦上写了一个“色”字做标志，就说那是她的橡皮擦了，一直就是她的了。从那以后我就决心再也不能忍这个坏蛋，我要跟她划清界限，故意在桌子中间画一条线，谁若越线，我们就要打一架。她是整个学校里我唯一可以打得过的人。她时常超线，我们就时常打架。但是那一天她很上火，力气很大，把我打败了。胜者为王，败者吃亏，从此那条线便作废了。我们又变成了好朋友。

　　学校的食堂建在操场边，出门往右是一条水沟，水浑黄，水沟靠着山脚的地方，有羊粪蛋躺在里面，也有鸡和狗在水沟里蹚水，所以也有鸡和狗的粪便。我母亲常说：“眼不见心不烦，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有了这些话，每一顿的菜汤我都喝得“哗哗”作响，如同品尝山珍海味。

　　食堂最初还是收苞谷面，后来不收了，炊事员嫌麻烦，苞谷饭做起来不如米饭省事。有土豆的人家用土豆到街上换大米，一百斤土豆大约能换二三十斤大米。我们家没有土豆，吕秀家也没有；依色家有土豆，但不愿意换。她爸骂山下的粮贩子黑心，又骂炊事员懒鬼，最后给依色买了一只小锅，和我们一样，自己带了苞谷面粉、盐巴和辣椒，自己做饭吃。

　　我们根本就不会煮饭。好在只是糊弄自己，那倒也简单了。从三年级开始，我们一直吃稀饭，不吃菜，因为不会做菜，也没有时间做菜。开始做稀饭的头一年掌握不住火候，不是烧焦了就是半生不熟。但那时候的胃很好，可以把石头消化掉。

　　我的弟弟负责找柴，就像一只可怜的鸟一样在林子里穿来穿去。破鞋子时常踩到刺，鞋底脱了帮，他用草绳把鞋子绑在脚上。手和脸也被刺扎得血珠子往外冒。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雨天，他要摔好几个跟头，原本绑一次的鞋子要绑至少五次，原本只扎十几颗刺的脸，要扎上更多。

　　煮饭在水沟边，没有棚子，遇着雨天柴火就点不燃了。这样的天气，仅仅烧火就要花去一个小时。我们时常围着几颗火炭吹得头晕眼花。大家弓着身子，像一张张细长的芭蕉叶，把千辛万苦烧出的一点火炭护在身下。火炭像天上的星星，看着很亮，却是冰冷的、没有生气的亮，也像是炊事员笑脸上的冷眼——他做完了自己的饭，就站在山包上看深沟里烧火的我们。他会发出一阵笑声，然后发出他的同情：“娃娃们，回去叫你爸妈找点大米，我帮你们煮——”他在山包上扯着嗓子喊。

　　在那个时候，我最爱太阳。它的光可以晒干柴火，可以让我在早课之前吃到一顿饱饭，不用饿肚子上课。早课七点开始。雨天我们只吃一顿饭。只有下午有足够的时间烧火，所以这顿饭，我们只能选在晚上吃。几乎整个白天都饿着肚子。经常读着一篇文字，就会想到各种吃的，尤其害怕闻到学校背后人家飘来的炊烟。

　　我的语文老师来水沟边看过我们，她几乎要哭了。她帮我们烧火，教我们稀饭要怎么煮才不会烧焦，怎么把柴藏起来才不被雨水打湿。她建议学校给我们一间房子做饭，但是学校不同意。学校怎么能同意呢？如果学生们自己可以做饭吃，要炊事员做什么？集体生活必须要有集体意识，学校能够容忍我们在水沟边煮饭，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她的建议反而招来一顿批评，说她作为老师，不劝说自己的学生以及家长想办法弄粮食到食堂吃饭，还帮倒忙。

　　四年级下学期的某一天，我出了麻疹，躺在床上天旋地转，吃不下饭，也没有力气做饭。接下来的两天，我都没有吃饭。我的弟弟自己做饭吃。他端着那碗半生不熟、锅底发黄的稀饭问我要不要吃，我说不吃。我抬眼看他，发现他的脸上全是锅灰，手上也是，嘴角没有擦干净的稀饭印子像胡须一样粘在那里。那会儿我觉得他已经老了。完了，我想，他都还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就老了。他的衣服小得只够盖住半个肚脐眼，裤脚高高的，完全地露出那双破胶鞋。富贵可以藏，唯独贫穷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

　　我想起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公社食堂的后面对着烟囱闻气味。我们猜他们炒的是鸡肉还是猪肉，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公社背后争论不休，差点儿打起来。最后菜要起锅了，我才急忙喊停。我说走吧，人家要吃饭了。他不肯，说要再闻一闻炒菜的烟子。这个印象简直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想到这些我想哭，我可怜我的弟弟，也可怜自己，但最后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出来。我九岁就不爱哭了。我说不好为什么不哭。我习惯于把眼泪咽回肚里。不管遇到多么悲伤或糟糕的事，我都不哭。

　　“你吃饱了吗？”我问弟弟。

　　“吃饱了。”他说。

　　然后背着书包去了一年级教室。他原本可以不住校，但是父母不放心他单独走三个小时的山路上学。

　　弟弟走后，我揭开锅盖，里面的稀饭一半是生的，一半烧焦了粘在锅底。他吃的是锅底烧焦的稀饭，他想把没有烧焦的留给我呢。

　　生病时，我的语文老师来看我了。她摸着我的额头，就像母亲的手，温暖而慈祥。她理了理我的头发。我已经两天没有梳头了。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病好了。我咧开嘴对她笑，干裂的嘴唇出血了，我都尝到了自己的血腥味儿。她扶着我去卫生院拿药，再扶着我回来。那天下午，她给我弟弟拿了一碗米饭。弟弟把那碗米饭赞美了半个时辰，用他仅会的几个词语反复念：好，很好，非常好，然后才一点一点将它们吃进肚子里。那都成了一碗冷饭了，他才去吃。他没有热一下米饭，我们的锅就搁在枕头边，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

　　下雪天我们找了一个烧炭的窑洞，窑洞的洞口有三尺来高，低矮，潮湿，但是可以挡住一些雨水。山上有时候一边下雨一边下雪，就像夏天有时候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冬天为了节省空间，我和吕秀，以及依色，我们合伙煮饭吃。轮流烧火，不烧火的退出来站在门洞前淋雨。那时候身体好得就像一棵树，淋一场雨都能长高一点似的。

　　五年级上学期，我去依色家串门。为了联络感情，我们就像亲戚一样互相走动。她家住在山顶，那是一个山顶盆地，空气稀薄，景色壮美。住在那里的人一律披着毡子，戴着毡帽，如果在地里劳作时不起身，他们就像一群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