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明
这一生走过不少山路，经历过许许多多人和事，最难以放下的，便是我的启蒙老师王惠。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少年时代和他相处的一幕幕往事，直到今天，依旧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发生在大山山寨里的细碎过往，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的一生。
早年的毛菇厂村，深藏在重重群山之间。我们居住的山寨，距离村本部还有三四公里的山路，道路坑洼崎岖，走起来十分费劲。那时候山里条件落后，很长一段时间本地都没有学校。山寨里的孩子想要读书，只能翻山越岭，走上二十多里艰险山路，去往烟袋村或者淇木林学校读书。那么远的路途，山高路险，对年纪尚小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桩难事。父母舍不得孩子小小年纪来回奔波，不少山里娃娃，就这样错过了读书的机会。直到六十年代末，乡亲们盼了一年又一年，村小学总算办起来，大山里头，有了可以读书的地方。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客人。这人身材高大，和常年日晒劳作的本地乡亲不一样，肤色偏白净，说话声音洪亮，待人却十分温和亲切。父亲当时担任社长，见有客人登门，连忙热情迎上去，把他请到屋内火塘边的上座坐下。火塘里柴火噼啪作响，火苗跳跃，把屋子烘得暖融融的。简单寒暄几句之后，我才知道，来人就是前来办学的王惠老师。
王老师没有过多客套，目光很快落在躲在父亲身后的我身上。他直接跟父亲说，希望能够劝说我去上学读书，多识一些字，学一点文化，将来无论干什么，都是有用的。父亲一边搓着双手，内心既欢喜，又有不少顾虑。他心里清楚读书是好事，可又担心我的年龄偏大，怕跟不上班上的孩子。
王老师低头看了看怯生生躲在一旁的我，温和地笑了。他宽慰父亲，读书这件事，年龄不是最大的阻碍，孩子自己愿意学，才最为要紧。
我小时候说话很晚，到六岁半才能够正常开口讲话，这件事一直让父母心里压着一块石头。虽说我身子骨结实，干农活不成问题，可要独自跑二十多公里山路去本村以外读书，父母始终放心不下。也正是因为王老师亲自上门劝说，反复做父母的思想工作，我才有机会走进毛菇厂村小学，获得读书识字的机会。
记得上学那天吃过早饭，父亲牵着我往学校走，我的衣兜里揣着母亲提前给我备好的玉米饼子，当作中午的口粮。王老师早已经在校门口等候我们，见到我们过来，连忙快步迎上来。他俯下高大的身子，轻声询问我的名字。听完我的彝族名字之后，他转头和父亲商量，打算给我取一个汉族学名，就叫胡德明。
父亲听了十分高兴。王老师慢慢跟我们解释名字里面的含义，“德”，就是做人要守住德行，心地善良；“明”，就是心里透亮，分得清是非，明白事理。他盼着我长大以后，能够做一个有德明理的人。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很多道理似懂非懂，却牢牢记住了“胡德明”这三个字。从那以后，这便是我的学名，家里的姊妹们，也跟着用“德”字取了汉族名字。
刚踏入学堂的时候，我个子比同班孩子高出不少，王老师把我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刚开始上课，全部用汉语讲授，我听着十分吃力，大半内容都听不懂，每一节课坐下来，浑身都不自在。王老师细心观察，看出了我的窘迫。课堂之上顾及全班同学，下课之后，他就专门抽时间给我单独辅导。
每每下课，别的孩子出去玩耍，他就走到我的座位旁边，一字一句，语速放得很慢，反复教我认读汉字。教写字的时候，他会伸出手握住我的小手，带着我在本子上慢慢运笔，一笔一画练习笔画结构。教算术，他就伸出自己的手指，握住我的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数数字。那手心传来的暖意，时隔几十年，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就这样，在王老师日复一日的耐心教导之下，我慢慢听得懂汉语，学习成绩也一点点往上提升，对书本也越来越痴迷。读到小学二年级，我已经十分爱书，就连走路赶路的时候，手里都捧着书本不肯放下。王老师看我肯用功，也常常在班上表扬我的进步。他这些夸奖的话，简简单单，却给了我很大底气，让我更愿意好好读书。
可惜读书安稳的日子没能一直继续，后来学校被迫停课，王老师要到县城参加集训。临走之前，他特意找到我，蹲下身来跟我道别。他知道我十分喜爱读书，回到自己寝室，抱来两本书送到我的手上，反复叮嘱我，就算不能够在学校上课，也千万不要丢掉认字学习。我捧着那两本厚厚的书，心里百感交集，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一时之间，竟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
学校停课后，我只能回到家里，和山寨里其他孩子一样，放牛喂猪，跟着生产队下地干农活。白日里有干不完的活计，只有到了劳动间隙，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读书。山里没有电灯，我就借着松脂火把忽明忽暗的微光，一遍一遍温习以前学过的课本，一字一句啃读王老师送给我的书籍。书上到处都是我不认识的生字，我就拿本子，把生字一个一个抄写下来。遇到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长辈，我就追上去，向人家请教认字释义。自己摸索读书，到处都是难处，可只要记着王老师交代我的话，我就又能坚持下去。
两年过去，学校终于得以复课。我心里满怀期待，一路小跑赶到学校，可走进教室才发现，班里坐的全是年纪很小的新生。当年和我一同读书的伙伴，大多各奔东西，有的投奔亲戚去外地读书，有的留在家里帮衬家里干活，一个过去的同学都没有见到。
王老师见到前来的我，心里也满是惋惜。他坦言，眼下这个新招收的班级，年龄差距太大，并不适合我回去就读。他劝我暂且回家耐心等候，如果往后学校开办高小班，就让我再来上学。临分别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把学习丢下，往后遇到不认识的字，随时都可以去找他。我心里难受，含着眼泪点点头，默默转身走回家里。
作为家中的长子，家里几个妹妹年纪还小，家中很缺劳动力。回到家之后，地里山上的重活，大多都要靠我出力。白天跟着父母下地劳作，汗水浸透衣衫，只有等到夜里忙完所有家务农活，王老师送我的那两本书，才是我最大的精神慰藉。我抄满了一本又一本生字本，可山寨里识字的人本来就少，有时候攒下十几页的生字，四处都找不到人请教，心里急得火烧火燎。每到这个时候，王老师那句“随时来找我”，就会在我的耳边回响，又重新燃起我继续学习的希望。
只要一得空闲，我就把书本和生字本装进帆布挎包，一路跑到学校去找王老师请教。很多时候正赶上上课，我就安安静静站在门外等候。有时候只能利用课间短短十分钟，他放下手里的事情，腾出座位，坐下来教我认字；有时候晚饭结束，我跑到他的寝室，哪怕讲解到夜深，他也毫无怨言，耐着性子帮我解析字句含义。煤油灯亮着，讲得时间久了，他额头冒出汗水，嗓音也渐渐沙哑。我站在一旁看着，心里既有收获知识的欢喜，也满是感激与心疼。
只要王老师没有教学任务，我便上门求教。日积月累，我认完了那两本赠书，还四处找来报纸阅读，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懂得的道理也日渐丰富。
一九七二年初，毛菇厂小学终于开办高小班。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在院子里来回奔跑，迫不及待把消息告诉父母。可王老师找到我的父亲，跟他说，这几年我一直坚持自学，学识已经超过普通高小的学生，如果留在本地读高小，难免有些屈才。经过他反复思量，极力向区里举荐，仅有小学二年级读书底子的我，得以去往淇木林中学，直接升入初中就读。
回头想想，倘若当年没有王惠老师走进我们山寨劝我读书，我大概就守在大山里种地放牛，一辈子接触不到书本。劝我走进学堂，给我取汉名，课上课下耐心教我读书认字；学校停课时送我书本，劝我不要荒废学业，后来又尽力举荐我去读初中。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改变了我的人生。火塘边的交谈、教室里的教诲、深夜油灯下的讲解，那些场景一直留在心里。这份恩情，岁月越久，记得越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