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平

　　早就想写一下我的两位初中老师，因素材平淡，且又稀少，故而一直未曾动笔。但多年来，我对他们却又割舍不下，想想，还是写写吧。他们是高忍厚、高稳绪两位先生。其中，高忍厚先生已于七八年前作古，现今墓木怕已成荫了。而高稳绪先生虽健在，也已年近七十了。

　　说起来，他们和我还是同宗，都姓高。我们村在秦岭脚下，也就是关中平原上一个极普通的村庄。村庄很大，有十四个生产小队，约三四千人。如按旧时划分，最少能分成四个社。事实上，村中现在还保有过去的遗风，每年耍社火时，就是分作东南西北四个社的。每个社有社旗，有锣鼓家伙，但已无社公和社祭，因为解放后，这些东西早就不时兴了。两位先生都是第九生产队人，属于西社。我家在七队，属于南社。我们离的不远，中间隔着一个八队，也就一里半路的样子。而两位先生家，离的就更近了，是比邻而居。高忍厚先生家在东面，高稳绪先生家在西面，两家之间，就隔着一堵一人高的土坯墙，墙的顶上苫着稻草。而两家所种柿树，就枝丫交错着，越过土墙，互相伸进对方的院中。鸡声狗声的，也就互闻了。两位先生关系很好，尽管来往不密，却保持着彼此间的客气和敬重，见了面，点点头，打个招呼，然后就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他们都有一点矜持。

　　他们都是民办老师。不过，多年后，俩人都转成了公办老师，吃上了公家饭。这是后话。而那时，我已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多年了。两位先生都教语文，且都给我带过课。其中，高忍厚先生还给我当过多年的班主任。他们带学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茬一茬地带，一直从初一教到初三，直到初中毕业。然后，又返回身，再从初一带起。这样的教学法，那时在农村极为普遍，有些像种庄稼，一季一季的。优点是师生间彼此熟悉，容易教。缺点呢？如碰上一个吃干饭混日子的老师，这一个班的学生就算是毁了。好在那时的校方好像还没有昏头到这种地步，一般这样带学生的老师，都是经过挑选的，不惟德行好，业务也很强，否则，也不敢随便把一个班的学生，轻易交出去。若真是那样，家长中也有明白事理的，还不炸了锅？俩先生教课各有特点，忍厚先生说话语速快，且声音洪亮，讲课时声情并茂，激动处，还往往辅之以肢体语言，学生很爱听。譬如，他讲猴子掰苞谷时，模仿猴子掰一穗丢一穗的情景，惟妙惟肖，至今仍刻在我的脑里。而稳绪先生讲课时则慢条斯理，有板有眼，有些老学究的味道。他的课，学生也爱听，尤其是课文分析课，可以说是条分缕析，让学生听得明明白白。照理，忍厚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是无缘听到稳绪先生讲课的，但我上初二那一年，忍厚先生因为身体有病，请了一学期的病假，我们班的语文课只好请稳绪先生兼代，这样，我才有幸得到他的教诲。

　　因是民办教师，课余和农忙季节，他们也侍弄庄稼。在家乡读书的那段年月里，每逢夏收秋忙季节，我常见两位先生拉着架子车，往返于田间和村庄。车上有庄稼，也有粪土。而他们的老伴、孩子，也时常跟随车子左右，做帮手。夏日插秧时节，他们也偶尔高挽了裤腿，赤脚下到水田里，耙田插秧。俩先生的农活干的都不赖，完全称得上是庄稼把式。队上人和村里人都很敬重他们，没有谁敢讥笑他们。因为，村中的大人小孩，多是他们的学生。

　　忍厚先生除了好读书外，似乎没有爱好，而稳绪先生则好写点小文章，有时还给西安的报刊投投。有一次，听别的老师讲，文章发表了，我们好奇地找来报纸看，发现署名并非先生的名字，而是高望云。不明白，一问他人，原来是笔名。起初不知此笔名的含义，多年后方悟出，先生那时父亲刚去世，取的是“望云思亲”之意。稳绪先生还能拉二胡，春秋黄昏时节，我去校园中玩耍，曾多次见其搬一把椅子，坐在办公室门前，咿咿呀呀地拉二胡。此时，他的神情是专注的，也是淡远的。二胡声音如水，便氤氲了整个黄昏。

　　1982年秋，我离开故乡，到西安读书。从此，和两位先生见面的机会，一下子变得稀少起来。仅有的几次见面，也是我回故乡期间，在路上碰到的。遇到了，有时打声招呼，有时则会站在路边，很亲热地说说话。忍厚先生后来调到了我们县教育局，有一次在西安工作的同乡聚会，也邀请了他，我有机会又见过一面。先生那天很高兴，喝了不少酒，他依旧健谈，但已有老相。不意，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当年的秋天，就在我去四川出差期间，一位同学打来电话，告知我先生去世。我当时呆了呆，心中顿然间就长满了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