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年

　　历史上对隐士的称呼多种多样，主要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等。隐逸文化是古典园林的重要主题：士大夫的隐逸意识借园林得以表现，在私家园林中尤为突出，园林遂成为隐逸意识的物化形态。

　　在魏晋隐士中，那些寄情真山水的名士，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啸傲行吟于山际水畔，体会自然真谛，抒发真情实感，摆脱人间烦恼。“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藐视功名，追求自然山水的纯真；阮籍一旦入山，便流连忘返，数日不归——在他看来，只有山水能使精神安息。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辞官隐居，怡然自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居田园，由飞鸟悟出人生的真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以《桃花源记》勾画出与尘世隔绝的理想世界。左思在归隐中吟出“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写下著名的《招隐》诗。王羲之、孙绰、谢安等42人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所作大多仰观宇宙之大，融山水与玄学于一炉，传为千古韵事。大画家顾恺之对大自然由衷讴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凡此，都代表士人对山水的思想感情，体现出对自然美的鉴赏能力。

　　寄情山水，雅好自然，一时蔚为社会风尚。游历山川毕竟需要跋涉，要付出艰辛的体力，不可能长久占有大自然。于是，在城市之中模拟山水、营造“第二自然”的园林便应运而生。私家园林应运而兴，民间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

　　顾辟疆园为当时名园之最，号称“吴中第一名园”，受到文人雅士的倾慕。戴颙宅园亦负盛名。园主之父戴逵既是山水画高手，又傲视权贵，被《晋书》列入“隐逸”传；戴颙本人也是画坛名家，山水画尤为空灵，有隐逸之气，卜居苏州后，在宅园内“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南朝徐湛之在广陵所建园林，尽显自然之美：“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梁武帝之弟、湘东王萧绎在江陵营建“湘东苑”，或倚山，或临水，或借景园外，山水主题十分突出，是南朝著名园林。西晋石崇在洛阳所建“金谷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这位以掠夺、斗富闻名的巨富，到了晚年竟在精神上追求山水之乐，虽属附庸风雅，却可见普遍向往山水之胜的社会风气。

　　私家园林的隐逸格调还影响到皇家园林。皇家苑囿虽在都市，亦模拟自然山水，北方如邺城、洛阳，南方如建康。曹魏所建帝王宫苑“铜雀园”，利用天然山水资源，相传曹操曾欲“铜雀春深锁二乔”。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役使十余万人修建御苑，挖池叠山，苑中最著名者为“华林园”。魏明帝在洛阳大造宫室御苑，其中以芳林园为主，皇帝还亲自带领百官参与营建。东晋与南朝定都建康后，天然湖泊玄武湖成为御苑区，历代均有扩建，至梁武帝时臻于极盛；建康的皇家园林规模虽不大，却充分利用玄武湖优越的自然山水，精心设计，建造豪华，具有典型的“六朝金粉”气息。

　　魏晋隐逸山水的思潮还波及宗教，出现了大量与私家园林异曲同工的寺观园林，仅洛阳城内外就有一千多处，建康一城亦有五百多处。许多山川因风景优美而成为寺观所在，“天下名山多庙宇”，成为风景名胜地的一大特色。园林艺术兼容儒、道、玄诸家美学思想而向更高水平跃进，园林景观多带儒、释、道思辨色彩，古典园林由此形成皇家、私家、寺观三大类型并行发展的局面。

　　魏晋出现大量山水诗文，或写真山水，或写假山水，为后人留下众多的“山记”“水记”“园记”；园林成为诗画艺术的载体，造园讲究意境创造，标志着园林从写实向写意的过渡，升华到一个新阶段。谢灵运《山居赋》对山川风貌有精细而一往情深的描绘，谢灵运是第一位把山水自然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大诗人；赋中还涉及卜宅相地、选择基址、道路布设、景观组织等内容，为以往汉赋所未见，标志着文人写意山水园的升华。庾信《小园赋》描写一座简朴、宁静、恬淡、与世无争的小园，寄托了他对园林意境的追求，堪称文人写意山水园的极品。

　　隐逸思想影响着后世文人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和生活观念。历史上许多著名的隐逸人物与事件虽已了无痕迹，其精神印记在苏州园林中却随处可见：石湖是田园诗大家范成大的归隐之地，在这块山水俱佳的吴中胜景，范成大写下大量田园诗，开创了田园诗的新天地；宋代苏舜钦隐居时所建沧浪亭，则成为文人士大夫隐居的文化符号。“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说的是看破红尘之后，或隐居山林，得自然之趣；或隐身市朝，于最世俗的物欲中排除嘈杂干扰，自得其乐，通过不断修养，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实现心灵的升华。古代隐士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精神乐趣与价值理想，是建立在深厚文化素养之上的精神境界与审美情趣；其所追求的空灵、超脱、悠然、飘逸的风神格调，成为古代文人最高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