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说到年轻时给裁缝师傅昌维当学徒的日子，如今已七十来岁的圣德，在电话里依然难掩不平之气：“经常挨他的打，我那时脑袋都被他拿尺片打肿了！”

　　小时候，故乡人的穿着很简朴，衣裤非蓝即黑，没有太多花样和色彩。中老年人多穿一种满裆的抄头裤，裤腰奇大，宛如水桶，穿上后须双手将裤腰布头在腹前抄拢折叠，再用一条布带扎紧。一家之中，这样的抄头裤男女可以共穿，我的父母就曾共穿过同一条。只是抄头裤松松垮垮，肥肥大大，有时裤带一松，裤子便滑落下来，闹出笑话。我的大姐荷花，每次讲到仁鸾婶婶掉裤子的事，就笑得岔气。那是她少女时期的一个上午，与我家同住一个老厅屋的仁鸾婶婶，在村前池塘边的石阶上洗衣服，大姐和几个村妇也在一旁洗衣、洗猪草。仁鸾婶婶弯腰俯身时，那条抄头裤猛然一松，滑到了脚跟。那时乡村人还不兴穿内裤，除了天寒地冻的日子，身上就一条单裤。场面自然尴尬，仁鸾婶婶慌忙提起裤子，一面笑着自我解嘲：“唉哎呀，这条鬼抄头裤，裤带一下就松了。”众人嘻嘻哈哈，也是一阵附和的说笑声。

　　那时，上门给故乡人家做旧式抄头裤、做对襟或斜襟布扣上衣的，有两个本地老裁缝。一个是久胜，一个是发节。久胜家住对河冲，离我们村约二三里地，是个精瘦的老头，因自己是裁缝，穿着自然干净整洁些。发节住油市塘，与我们村更近，只隔一江。油市塘是个老街铺，因地居交通要冲，自古以来便有外来匠人和小行商在这条百十米长的合面小街上落脚生根。这里古树林立，溪涧绕村，景致极好。比起久胜来，发节的名声可没那么好。他身形肥大，外号“大屁股”。有传言称，他上门做衣裤时，常趁人不注意偷布，藏在自己所穿的抄头裤里。传言是否确凿，已不可考。不过，那时故乡人家多数请久胜上门做衣服，倒是不假。

　　到我上小学时，已是一九七〇年代中后期，故乡这两位老裁缝已经故去。传统的抄头裤和对襟布扣上衣，逐渐被缩带裤、西装裤、中山装、学生装、开胸襟等新式衣样取代。其时，油市塘街口新建了一栋瓦房，便是油市塘供销社。周边村庄的人们常来这里买盐、火柴煤油、糖果饼干和日用百货。我有时也跟随母亲过江来这供销社，站在柜台外看那琳琅满目的货品。进门左手边的柜台专门卖布，几层货架上是各色的布匹：红色、白色、蓝色、黑色，也有些是印花布，更漂亮了。那时，我常听大人说到两种布的名称——“的确良”“的确卡”，据说是价钱最贵、最时尚的布。

　　于是，油市塘街上很自然地就有了一个裁缝铺。做裁缝的中年师傅名叫昌维，姓刘，是我们本地凫塘村人，距我们村庄有五六里路。昌维租赁了临街的一个老铺子，里面摆上缝纫机、裁布的高大木板台子，简单而空荡。这里是交通要冲，周边几个大队的乡民每逢赶圩都要从这小石板街经过，且众多村庄唯有这一家裁缝铺，因此一年到头，不是这户人家做新衣新裤，就是那户人家来做，昌维的生意总是很好。我偶尔从裁缝铺门口经过，吊脚楼的廊下经常有几个老妇女在闲坐聊天，里面能看到昌维，或站在木板台前裁剪布料，或滴滴答答地踩着缝纫机打衣裤。在我印象中，昌维中等个子，身材消瘦，脸色发白，不苟言笑，看起来像大病初愈之人。事实上，他确实曾进过大医院，据说切了一只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腰子。那条留在腰间的长伤疤，他曾掀起衣服给街铺上的妇女们看过，传了开来。这裁缝铺里，也常有年轻姑娘和少女来观看，来捡拾手指宽的碎布条，用来粘贴做鞋垫，或者做别的女红。到了年底，裁缝铺就更热闹忙碌了，扯了布的人家领着男孩女孩来这里量身，做过年穿的新衣服，整日间人流不息。

　　一年四季，这独家的生意如此之好，一个人自然忙不过来，昌维也就招了三个学徒，做起了师傅兼老板。学徒两男一女，都是未婚的年轻人。其中两个男青年，一个是他的妻弟，一个则是圣德。

　　圣德是一个长相清秀又聪慧的小伙子，二十岁出头。那时，他家所住的大厅屋与我家所住的大厅屋，中间仅隔着一条青石板巷子，且两家同在一个生产队，我们自然十分熟悉。他尤其爱笑，言行和善有礼，十分忠厚。圣德对裁缝饶有兴趣，便一门心思来到昌维裁缝铺里，拜他为师，当起了学徒。

　　在生产队时期，作为社员的农民靠在生产队做农活挣工分，才能分得粮食、养家糊口。圣德作为一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当学徒做裁缝，便脱离了农业生产，除了须经生产队许可，还得向生产队交纳一笔款项，方能按正常劳动力计算工分。经过交涉，这笔钱由裁缝师傅昌维代为交给生产队，每年三百元，生产队则按每日十分的工分，给圣德计算全年的工分。圣德在学徒期间，昌维不再支付工钱，只提供一日三餐：早上吃饭，中午吃稀饭，晚上吃饭或者吃红薯。给裁缝铺师徒四人做饭菜的，正是裁缝铺的房东主妇。

　　就这样，圣德每天早出晚归，早上起来洗漱之后，走过村前长长的石板路，过了江上的石桥，来到裁缝铺里洒扫做事，开始一天的学徒生涯。到了晚上，吃过夜饭之后，才又走路回到家中。

　　很长一段日子，昌维师傅每天只是安排圣德绞扣子眼、打小孩的短裤，或者打成人的裤子，再就是踩缝纫机缝被子套。缝这类衣物踩的是直针线，操作简单，没有太多技术含量。那个时候，做一条小孩的短裤，工钱是一角五分；做一条成人的长裤，工钱五角；做成人上衣则七角。做上衣转弯抹角的针脚多，师傅通常不让他做。

　　日子久了，圣德想学裁剪衣裤，这也是作为一个裁缝最关键的技术活。但昌维师傅一直不教他，也不教另外两个学徒。每次昌维在裁剪台前丈量裁剪布料时，甚至不准他们观看。很多时候，圣德就偷偷地瞟学。有时挨得师傅身边近了，正在裁剪的昌维便拿了手中的竹尺片，反手敲在圣德的头顶上。如此反复，圣德的头顶经常挨打，头皮常常是肿的。好在屡次挨打中，圣德渐渐领略了一些裁剪的门道。在年轻的圣德看来，师傅之所以不教他裁剪，连偷看都要挨打挨骂，是怕他学了真传，将来自立门户，抢了师傅的饭碗。昌维所需要的，只是单会给他踩缝纫机的学徒劳动力。这样坚持了一年半，实在无法忍受，圣德就离开了裁缝铺，不再当学徒了。

　　回到家的圣德，添置了一台新缝纫机，架了个简单的裁剪台子，办起了自己的缝纫店。村里偶尔也会有人买了新布料，来请他做新衣新裤。我清楚记得，他的缝纫机就放在一间杂屋里，门口紧靠石板路和村前的水圳。他平素依然是生产队的一名主要劳动力，只是在中午休息或者到了晚上，才会开门，来这屋里踩缝纫机，做一些衣裤。我的二姐贱花和附近的一些大姑娘，经常来他屋子里观看聊天，学着帮他绞扣子眼。可是，圣德学艺不精，自然请他做衣服的人不是太多。许多时候，村里人家还是舍近求远去昌维裁缝铺。唯有到了年底，来请圣德做新衣服的村人才会多起来，毕竟江对岸昌维裁缝铺生意太好了，即便早早地放了布去排队，也不一定就能保证在过年时拿到新衣服。

　　昌维裁缝铺的火红日子，持续了好些年。随着生产队解体、分田到户，乡村农贸市场日趋活跃，去广东进厂打工渐成农村人的时尚。各种现成的衣服和裙子，已能从圩场买到，款式新颖，价钱便宜，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还是小孩子的，男女老幼，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随要随买。因此，扯布做衣服的人家越来越少，油市塘老街上的裁缝铺，也日趋冷清。某一天，昌维挑了他的缝纫机，回他老家去了。

　　圣德也锁上了他那间放了缝纫机的小杂屋，跟随村里的一帮年轻人，去了广东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