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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6日，时任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毕世祥在前往新龙县开展群众工作的路上，发生车祸，因公殉职。

2012年5月19日，时任甘孜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的菊美多吉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工作的车上去世，年仅33岁。

在2008年至2013年8月间殉职的125名公职人员，并不包括工作外死亡、离职或病退后死亡、长期疾病自然死亡的在内。唐时胶、袁雅逊、毕世祥是2013年8月之后遇难的，他们的名字没有包括在125人名单里面。

自然环境恶劣、工作压力大是主要原因

除了近几年媒体报道过的菊美多吉、毕世祥、袁雅逊、唐时胶等干部，更多殉职干部并未被大众知晓。

2013年2月，时任石渠县真达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勒白在下村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49岁。

这位乡干部的病情，是在日常工作中积累加重的。勒白曾多次因心血管疾病而晕倒在岗位上，2012年9月又一次晕倒后，被同事送到医院治疗。但还没治完一个疗程，他就返回乡里工作了。

他所忙碌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微不足道。比如，他帮老百姓找水喝。这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生存的根本问题。

过去，当地老百姓的饮用水都是村子边的河水。冰雪消融时河水就会变成黄泥水，一刮大风水面漂浮着草枝树皮和垃圾。更令人担忧的是，被污染的河水可能传染被称为“高原癌症”的包虫病。

作为这个村的包点干部，勒白向上级争取项目建设，并与村干部一起到村子周边寻找水源，终于在2005年年底帮助村里48户204人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长期在高原环境超负荷工作，使这位藏族汉子疾病缠身，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

甘孜州委组织部的调查报告显示，自然环境恶劣、工作压力大是造成一线干部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统计数据显示，125名因公殉职的公职人员中，45人死于高原疾病，10人因工作劳累过度死亡。

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干部病亡是因为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令人痛心的是，目前，许多在职干部不同程度地患有高原疾病。

不久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甘孜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倪全安随身揣着马来酸依那普利片、脑心通、党参片3种药品，这位56岁的干部因为长期在高原工作，已经患上了心血管疾病。

既然选择，就不能退缩

导致公职人员殉职的另一杀手是车祸。统计显示，125名因公殉职的公职人员中，有49人死于工作中发生的车祸。

甘孜州共有18个县。距离州府所在地康定100公里以内的县只有1个，距康定100～200公里的两个，200～300公里的4个，300～500公里的6个，500公里以上的4个。其中，最远的石渠县和得荣县，距离康定均在700公里以上。

一个数据显示，甘孜州平均每个警察的工作范围是50多平方公里，平均每个乡干部的管辖范围是30多平方公里。

在长距离的出差路途中，高山峡谷、道路暗冰等险情一路相伴。袁雅逊和毕世祥出事的时候，都是在道路上遭遇了暗冰导致车辆失控。

要把党委、政府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家里，甘孜的公职人员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有时候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令刘玉霞敬佩的是，与她一样在州里工作的同仁们，特别是那些80后公务员，并没有退缩,“也许他们心里感到害怕，但是没有人因此而推辞出差”。

刘玉霞说，州里的很多同事认为，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那么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得上”。

她举例说，在甘孜的很多地方，每年三四月常常遭遇雪灾，道路都被雪盖住了。但是不能因为没路了就不干活了，干部必须得出门核查灾情、抗灾救灾。

“必须得去，没得选择！”说这话的时候，这名年轻的女干部语气坚定。

2012年，甘孜州在全州推行群众工作全覆盖，开展干部与农牧民“结对认亲”活动。州委要求，全州50833名“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都要和农牧民结为“亲戚”。按照不同的结对数量，最终实现与全州209454户农牧民全部结对，使群众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

甘孜州委书记胡昌升说，不要让政治冷漠化，要亲情化，要用3年时间集中开展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党群、干群关系和谐。

胡昌升要求群众工作做到全天候和全覆盖：“搞群众工作不到群众中去，全部是吹牛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会搞群众工作行吗？做到老百姓家里才叫群众工作。” （原载《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