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科草原上发生在“民改”的故事，被笔者写成了小说。在创作长篇小说《雅砻江畔》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道孚县委相关领导以及同事的关心，他们的关怀是笔者创作的动力。

改稿——再创作

——兼谈长篇小说《雅砻江畔》的写作经过

尽管初稿是偷偷摸摸写出来的，笔者像卸了千斤重担，但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改稿也要花时间。笔者冒着受人嘲弄唾骂的风险，第一次向党校支部如实汇报。预料之外的是，支部书记泽里看了厚厚一叠稿纸赞叹不已，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表扬了笔者，叫笔者继续写下去。党校的同志主动承担笔者的工作，给笔者腾出时间写作，笔者断断续续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修改初稿，结果第二稿共保留了三十八章，计三十二万余字。

笔者第一次体会到改稿比写初稿困难多了，也体会到改稿即是再创作的道理。写初稿时，没有什么框框、调调，按掌握的材料写，按民改程序写，一环扣一环，写起来虽然顺手，但始终跳不出“真实”的框框，更不懂如何塑造典型，不过是现象的罗列，材料的堆砌而已。改稿就大不相同了，结构、情节以及语言、描述均要服从典型人物造型，就是说要按长篇小说的艺术要求来改。实践证明，改稿才是艰苦的差事，改稿才是真正的再创作。

笔者利用到成都开会的一次机会，把第二稿带到四川民族出版社，陶河清老师看了后提了九十六条意见，笔者感到惶惑不安，是继续写呢？还是就此搁笔？回顾以往，自己从没写过一篇小说，连散文也未曾发表过一篇，仅在《甘孜日报》发表过几篇通讯报道，有点泄气了。冒昧地把书稿和出版社的意见一并交到县委宣传部，听候安排。不久县委宣传部杨忠部长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研究书稿。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从时代背景、主题思想、重大历史事件谈到人物性格、谋篇布局以及情节描述等等。他们的发言，言语温馨，充满了关怀，笔者又一次受到鼓舞。宣传部给笔者出证明，先后两次到州档案馆查阅民改平叛资料；到丹巴县搜集有关红军长征的故事。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后，笔者开始着手写第三稿。

第三稿在第二稿的基础上砍掉了十五章，新写了八章，第三稿定稿为三十一章，约二十七万字。第三稿寄到四川民族出版社后，陶河清老师亲自动笔替笔者删改了部份章节。这次退稿只提了六条关键性意见，并鼓励说，他认为已成功了三分之二。笔者受宠若惊，总算有了一线成功的希翼。到1983年8月第三稿止稿，用了六年业余时间，共写了八九十万字，稿纸叠起来有一尺半高，好几斤重，饱尝了改稿的苦头。当然，也在改稿的磨练中摸索到了一点门路，写作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多年来笔者放弃了全部业余时间，头发脱落，手指磨起了厚厚的老茧。

笔者多次反省过，笔者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料，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但见到尚未变成铅字的一摞稿纸，就像欠了债一样难受。人到中年老是想着怎么为党、为人民、特别是为藏族人民作点贡献。虽然人世沧桑，但已感到了春天般的温慰，洗涤了心灵中的尘埃。趋于这种动机，笔者就采用笨鸟先飞的办法，别人用一分功夫，笔者就用十分功夫，不到黄河不罢休。笔者老是在琢磨“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这句古训，作为座右铭，经常告诫自己，鞭策自己，不可懈怠自己的意志。

1983年以后已不提阶级斗争了，陶河清老师的信上亦提到这个问题，而笔者的书稿同当时的政治气候相悖，于是放弃了，不写了，这一丢就整整丢了二十年，直到2002年才动手修改第四稿。第四稿是按西藏文艺编辑部的退稿信修改的，前后又花了三年多时间，砍掉了十一章，新写了一章，共十二万五千字；到2009年才正式批准出版，前后共花了三十年时间。实际上第四稿只保留了平叛部分，有关民改情况通通删掉了。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同初稿比，只保留了四分之一的文字，三分之二的章目，三分之二都是在改稿过程中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