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麦子》

■ 李贵明

进入全球经济和网络时代的今天，有人断言中国的乡村文明行将终结。这些批评家持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把视野局限在中原农耕文明受到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市场化双重冲击的表象，而没有对中国乡村的立体布局以及乡村价值体系的隐形存在投入足够的关注。以中国的地理而言，大地阶梯从青藏高原到东南部海洋拾级而下，在中国苍茫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之上，当下仍然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村落，并且将长期存在。民族历史的众多流源形成了乡村局部精神体系的立体化，就是这些村落共同组成了中国的乡土文化，也是散落高地和平原的众多族群共同成就了中华文明。这些村庄的生存方式，区域价值，以及民族构成无疑是多元和复杂的。因此，仅以中原农耕文化向城镇生活过度而评判中国乡村文化的分崩离析，为时尚早。

作为藏族人的南泽仁，是散文集《遥远的麦子》的作者，她出生的地点是川西高原的甘孜州九龙县，这一区域不仅是中国地理的急剧变化地带，也是历史上汉、藏、彝等各民族文化的长期碰撞和融汇之所。她如今生活在中国地理第一和第二阶梯之间的康定，她的成长和生存背景是藏区，她这本书的表述方式是汉语。每一位作家和诗人的叙述无疑都是从自身的视觉和生命体验开始出发的，也就是说，南泽仁是从藏人的视觉开始汉语叙述的。《遥远的麦子》通过时间记忆、人物记忆以及村落记忆，几乎全方位呈现了藏人生活的丰富表象和精神内涵。与充斥当下的众多向西方靠拢、复制城镇生活的文学作品而言，她叙述的立足点本身应当引起足够的尊重。我在自己初步认知的这种背景之下品读了《遥远的麦子》。

藏民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大地，逐水草而居是传统藏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由于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悲悯众生、笃信轮回也成为组成藏民族精神系统和日常生活的主线。《遥远的麦子》从藏族史诗英雄格萨尔的神话传说到上山下乡的青年，从家族命运的变迁到父母婚变，从牧场记忆到敬老院的目击，从狩猎占卜以及天葬的起源到人世尘缘的顿悟，从一朵云、一种花、一夜月、一泫泪省察世事苍茫，从丹巴到拉萨，从教师到画家，从藏人到汉人、彝人，从河滩到牧场、雪山等等场域，用自语、讲述的方式，用行吟感悟的方式，用民歌和神话的方式，展现了川西高原层次分明，独特而又丰富的乡村图谱。散文题材涉猎广阔，生命经验大致通过记忆、行吟、目击和思考而获知，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甚至通过别人之口吟诵了自己的心灵之诗。

作家是书写记忆的人，南泽仁是具有诗性想象能力和神性写作力量的作家，她保持了女性特有的敏感和悲悯。就像一幕电影，一场情景剧，一个梦，南泽仁的记忆从雪和牦牛开始，“前一夜下了一场弥天大雪，雪淹漠万物埃尘，完成洁净洗礼。”雪后初晴的七日堡村里，在舍楚家送亲的人群欢歌狂舞通宵达旦期间，作为新朗和新娘的“爷爷”“奶奶”却消失了，他们在屋后的白杨林里玩了三天三夜的雪，并且用白雪“垒塑成一头高大的牦牛，奶奶骑在上面。”“阿爷在雪牦牛的脖颈上套了一根用大红篙子染成的毛绳牵住手里原地行走。奶奶则用手摇响腰间银铃，发出清脆生动的声响。仿佛他们已经行走了许久许久。场景里阿爷是奶奶的新郎，奶奶是阿爷的新娘。阿爷对奶奶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白的牦牛，上面驮着这么好看的女子。”

这显然是南泽仁通过家族或者长辈的描述想象的场景，因为十五岁的爷爷迎娶奶奶的时候作者本身不可能在场。但是她描绘了一个神秘旷远的高原村落，童心未泯的新婚夫妇。天地苍茫，大雪漫天，村落里人们围着火塘大碗喝酒、狂放歌舞的情节，正是川西高原乃至横断山区山地民族日常生活的生动刻画。由于笔法细腻，细节生动，给人以作者本身“在场”的错觉。其厚实的汉语功底暂且不谈，作者的想象力让人瞠目结舌，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甚至怀疑爷爷奶奶结婚那一天，小小的南泽仁是不是穿着一件棕色藏式棉袄躲在某一棵大树、一个麦垛或者一块岩石的影子背后偷偷张望这个新鲜而陌生的世界。能够形成如此强烈的画面冲击有两种可能，一是藏语对时空以及细节的口头叙述有汉语无法表现的神魅之处，二是体现了南泽仁敏感的内心以及超强的领悟、想象、再现的汉语叙述能力。

如此生动的画面比比皆是，比如她在描述敬老院的彝族老人时说“他步伐沉稳有力，装束很是正式，头上缠裹着青布帕子，黑底蓝色绣花的上衣，天蓝色的大脚裤，肩上斜挎着用细牛筋编织成的‘英雄带’ (古时用于挂系战刀)。这是一位彝族老人。他不时的放眼苍山。他是为一次不稍带记忆的远行盛装，还是为了这个特别的归宿装扮。我心里感动，眼里就湿润了。”再后来，这个“佩带 ‘英雄带’的老人。双目深陷，坐姿庄重，眼目依旧眺望远方。远方一片空茫，远方多有氤氲”就像一尊在时间的风向中沟壑纵横，沉默沧桑的雕塑，他的故事不为人知，他似乎在奔赴一场落寞英雄的最后战场，这个彝族老人不久后的确穿着他的英雄之装在敬老院逝去了，“民政局以彝族特有的方式安葬了老人”……精炼简洁的文字为我们呈现的，是具有史诗之美的厚重场域，延伸传递的信息是川西高原的藏彝走廊上，众多族群相互尊重、和谐栖居的美好画卷。

比如她在描绘她的爷爷时，“那年他十五岁，长相俊朗，昂藏英伟”，在描写一场高原之雨的前奏时“我小小的脚步跟着奶奶走完了整个草场，来到一块高地，周遭林木森然，墨渍似的云团朝头顶上方压过来，快落雨了。无声的闪电在天地间划过，触动每一根神经。奶奶急促地喘着粗气，静谧的林子偶尔落下几片干枯的松针……”她在描写露天电影曲终人散时，“大家有的背小孩儿有的拿凳子，有的点燃一大把松光高擎起，队伍从方家屋后一直排到磨房沟。擎起的火把在人们手里像是耍龙灯似的蜿蜒迂回”。比如她“用那四张糖纸，做了两朵五彩的花束放到阿爷的窗户前，花朵少了反而更逼真及像是两只停落在松柏枝上的翩然蝴蝶，跃跃欲飞。”

这一幕又一幕画面，组成了她记忆中的村落和人物图案，层次和画面之美不胜枚举，斑斓万象，生动传神。我相信南泽仁不是讲究写作技巧的作家，她的自语和讲述，更多是源于鲜活记忆的自然流露。而南泽仁对待生存的态度和关照世界的眼光却投射出一个诗人的睿智和一个藏人的豁然与释放。

藏族是诗的民族，在这里，诗不是一种文本，而是一种心智和对生存状态的认知。大多数女性作家的优秀作品都会自然流露母性之爱，但《遥远的麦子》收录的作品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作者对生命的坦然，对待尘世万象中变与不变的自在态度，因此她的作品可以魂形俱全。对人生进退的态度，南泽仁在布达拉宫描写的细节里跃然纸上：“请两位阿珂（叔叔，笔者注）用我的尼康相机为我留下影子，阿珂忙于摆弄手艺，拍摄的动作比镜头里的我还要生动投入，整个身体朝后倾斜，几乎跌倒。可是他们谁也没想着后退一步，就不必产生如此大的弧度……”“如此一直往下行径，走出最底层的门口头顶豁然敞开拉萨朗朗晴天”。“放下便是信仰”。后退和放下，是她生命感悟的主题。在德孜寺，她说“让这眼沁水涤荡尽我们灵魂深处纷扰吧，没有欲念的人将是最快乐的，我想做到这样”。没有过多的繁文缛节，只是一个情景，几句话，就足以探清一个诗人的心灵高度。

对人和万物之象，南泽仁保持了藏人坦然自在的态度，“奶奶患有风湿关节病,长期用药，药性越来越浅。疼时她会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关节。疼的厉害时会边哭边打,说自己怎么不死，死了倒是省了。我心疼不已，却不知该怎样劝慰奶奶，便打趣道:‘你老都八十五了,连关节都不疼一下可不能是妖怪啊。’奶奶乐得破涕为笑。”“我竟这么淡看世间万物。无悲无喜。你泼墨尘世，带给我佛陀面容般的安然与恬淡。心有无限宁定。”这样的感悟组成了南泽仁对待人生的根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与她成长的环境有关，这就是藏民族文化在作者个体身上的有力存在，她的生命个体承袭了藏民族笃信轮回，生死释然的族群经验，这是很多身处藏族文化格局之外的汉语读者所陌生的生存场域。她存在，但是她正勘破，所以我说南泽仁是具有神性力量的作家。

南泽仁也是具有强烈关爱精神的作家，她的关爱并非局限于呐喊和呼吁，因为拥有记者的经历，她接触的人和事，无疑是丰富而繁杂的。比如她记录的周华明，是泸定县皮革厂的一名下岗工人，下岗后的周华明试图依靠兰草、奇石和收集古钱币作为养家糊口的来源，兰草的确也救了周华明一家人的命。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国企下岗工人与命运和生存之境搏斗的缩影。后来，周华明说“兰草救了一家人的命，理当回报大自然，将竭力保护好兰草”。对一个可以彻悟到一棵草木本应回归山林重拾自由的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关爱的呢？后来她写到走出川西高原到广州打工，历经磨难，甚至差点被拐骗沦为妓女，差点在广州的街头选择轻生的经营小摊铺的个体户余建萍，写到粮食供应站的支边青年素华等等。轻盈恬淡的描述里，却随处激荡着对生命的关爱和对劳动的尊崇。

这就是南泽仁和她《遥远的麦子》，一本书囊括的范围饱满得几乎就要自己溢出来。这种囊括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积，而是身心行走的结果。笔者与南泽仁仅有一次谋面，对她的现实生活一无所知，但是笔者相信《遥远的麦子》依靠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思维高度，丰富的生活积淀，独特的哲学视觉，必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那么，笔者就用南泽仁的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的写作吧：“我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我。每一次轮回都有一颗灵魂路经。浅淡，浓烈。故乡原本就生长在自己心里，根须深植，不曾遗失一片色彩。那么就好，心有故乡，何惧浮世。”以赠予那些和我一样具有乡村之根，人类童年，牧场记忆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