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夫/文

一、惊诧与常态之间

康巴藏族青年女作家雍措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骏马奖”，得知消息，很多文学界或不是文学界的人都感到出乎意料和惊诧。作家本人算不上是康巴作家群中的“翘楚之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凹村》也仅是作家集结出版的第一部个人散文集。其实不用究其原因，阿来在“康巴作家群书系”的序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文学的眼光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所以，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

据统计，中国散文书籍出版每年以千万计算，远超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的出版量。对散文这一文体良莠混杂的现状，国内评论界众说纷纭。白族评论家栗原小获在其《现世语境中的散文状态》中就锋芒毕露地说：散文这一文体的热闹埸景从很大的程度上讲是虚假的，带有掠影式的哗众，是一种游离或隐遁于散文这一文体（原生态）之外的工艺复制品，是失去了肌肉营养和精神条理的血癌患者……尤其是很多自以为是在写散文这一文体的作者，压根儿并不知其散文这一文体的要领，更谈不上散文的精神为何物。那么，《凹村》这部散文集在繁杂的散文林中能出人意料地脱颖而出是决非偶然的。它是否真正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状态和文化履历呢？我们来看看《凹村》这一文本到底给予了我们什么启迪。

二、由“风”说开

《凹村》绝大部分作品的抒写对象是作家自小生长的山村。这个山村属于大渡河流域。这一地区特有的民风民俗可以一直追溯至上游的丹巴、大小金川等藏羌聚居地，下至大渡河流经的沿岸沪定岚安，石棉，九龙等地。甚至有民族学专家也根据这一区域各族群之间相近或相同的习俗推断猜测，这一特殊的族系可以追寻至云南。解放初期，国家在划定民族地域族别时，将大渡河自沪定以上划归为藏族。本地土著自称是“贵琼”，俗称“鱼通人”，应属藏族一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民族文化的抒写认定与传播无疑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有一点必须说明这一区域的民族文化并非隶属的“随从形象”。这个话题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还是让我们回到《凹村》本身。

《风过凹村》是这部散文集的开篇之作，看似拙朴的行文本应从“风”说开，作家却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凹村的风之前，得说说凹村的样子。这里“风”是精神层面上的寄寓，而凹村却是现实中的埸景。接着作家用看似平实却暗含活泼的拟人化语言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远离外界的山村环境：左右都是山坡，各不相同，也不对称，有高有低，有急有缓，最后殊途同归，汇集在硬板子山上……寥寥三五百字就把凹村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而挥之不去了。接着作家笔锋一转说起了“风”：……凹村的风，吹老了一代代村人，又迎来一个个新生命。它留给凹村人的不止是记忆，还有一些渗进骨子里的东西，抺不去，忘不了。就这几百字的描写，读者已是不忍掩卷了。

作家笔下的“风”如行云流水般地飘然而至，带着山野的清香，挟着坡地的泥土味，摸得着看得见地在眼前飘舞摇曳起来：凹村，风是有性格的。高兴的时候从左坡来、不高兴的时候往右坡来、特别憋屈的时候，从硬板子山来，顺便捎些个小石子下山……看着这些篇章的描写，风与凹村人的生存关系娓娓道来，让读者的心思也不知不觉地随着凹村的风沉入了山村鲜活灵动的生活环境中去了，阅读的快感，智慧的启迪，竟在这乡土气息浓郁的氛围中悄然形成，这不得不让人拍案称奇。

三、凹村的履迹

《凹村》分三个部分组成：遗落在凹村的日子、从凹村寄出的信、缤纷秋落叶。第一部分以生存环境凹村为主：“野草蓬勃地生长着，即使无人照料，那块土地依然保持着昂扬的生机。这曾经是父亲的土地，现在轮到母亲看守……”（《母亲的土地》）“杉山不高，趴在硬板子山的下方，时时都象硬板子山的仆人一样，仰视着它”《哑吧的杉山记忆》。这类描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明明白白地透露着作家对故乡凹村的深厚情感。如果说第一部分作家是将一颗颗玲珑玑珠捧在我们面前，它是散陈的聚集，那么第二部分却让人明显地看到了一个个性格不同的乡里人和相对完整的故事，它甚至如一篇篇纪实小说。《张瓜子的女人》，写了张瓜子和一个大屁股女人结婚生娃的故事，那语言“土得掉渣”，却是凹村的浓浓乡味：大屁股女人有了身孕，前面圆鼓豉的肚子和后面的大屁股疯长起来。阿奶看见，得意地说：“看那疯长的肚子和屁股，象给庄稼施了肥一样，多带劲儿。”《唐爪子的伤心事》：“幺幺，今天，就让我给你讲讲唐爪子吧、你瞧你，都好久不回来了，一定想念这里的人了。唐爪子患残疾，你是知道的。有关他的右手为什么长得象勺子一样始终往上，谣传有无数个版本……”。在作家的笔下，凹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带着山村特有的乡土特点，与别的地方人氏显然不同。而第三部分“缤纷秋叶红”却是撰写的作家走出山村，放眼山外的观感和体验。在《高原的天空》一文中，作家直抒发胸臆：“从一开始，我就是天空的信徒。高原是沙漠遗失的种子，天空是这粒种子的生命之源，我是它们怀里的一粒沙子。”作家纵眼于高原山水间，写高原小城、写草地，写泉水，写雪莲……情感四溢，语言由拙朴而变得激扬且富有张力：你躺着。我凑近你。不想让雪花与冰凌，钻进我的语言，冻坏了我的话儿。我从冬天讲到秋天，再从夏天讲到春天。“（《零点》）。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七十余篇作品，沉甸甸的厚重感让我们触摸到了凹村这个特殊地域族种灵魂状态和特有的文化履历。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凹村》的书面语言的运用。我们很熟悉一种套路，大量使用一个地区才有的生活工具或地方土语，尤如在文本上“盖章证明”，以此外在的符号语言“特色”来掩盖笔力的不逮。甚至堂而皇之地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借口来掩饰这类书写。其实，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工具的运用是要与心和感受体验相交融的。语言的运用是心灵的表现，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在《凹村》这部散文集子里，我们根本看不到那种掘劣的书写痕迹。但在《凹村》这部散文集里却根本看不到刻意的书写痕迹，即或偶尔出现在字里行间，也是行文所需，不动声色的自然流露，决无故弄玄虚的姿意渲染。

《凹村》的获奖已经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民族文化的抒写认定与传播不存在难度了，这也是《凹村》荣获少数民族“骏马奖”的另一层意义所在，是需要评论界研讨的。那么我们用常态的定义来说，《凹村》的成功肯定是归于作家对故土山村的熟知和坚韧不变的厚重情感，“方寸之地”也包容着民族的、世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