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

1950年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甘孜藏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但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不能也不可能马上着手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决阶级压迫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党和政府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财经贸易和文教卫生建设等一系列工作，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获得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少数反动农奴主不甘于其特权的失去，不仅继续对广大农奴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还千方百计破坏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党和政府给群众贷粮贷款，发放农牧具、救济粮和衣物，领导和扶持群众开荒发展生产，他们则加紧逼租逼债，到处插标划界，并借所谓“神山”“神水”阻挠开发。党和政府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提高人民文化和健康水平，他们则反对设立医院，办学校。党和政府培养民族干部，他们则对民族干部进行威胁、利诱、打击甚至杀害。野蛮、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严重制约了康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痛恨。

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并提出了明确方针。毛泽东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革时明确指出“旧制度不好”，肯定了改革的必要性。周恩来总理在民族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政协等会议上，谈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民族繁荣问题时，曾讲到“要帮助各民族发展，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主张，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再去改革”，“一定要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 1954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党在民族地区的根本任务是团结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也可以用某种和缓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党的既定方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甘孜藏区实行民主改革只是一个把握时机的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而此时汉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社会主义改造也相继完成，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极大地鼓舞了甘孜藏区各族人民推翻封建农奴制的勇气和决心。随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以及康区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开荒生产和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使群众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涌现了一批农牧民积极分子，部分地区还建立了群众的生产组织。群众要求变更旧制度的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说：“解放了，我们只翻了半边身，还有半边身子没有翻过来，封建农奴制度这座大山还压在我们身上”。一些人找到干部问：“我们这里为什么还不改革呢?”，“改革的政策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有些地区还出现了群众个别甚至集体抗租、抗差、抗债。比如，丹巴县群众40多人集体签名盖章，写信给政府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德格县农奴在县人民代表会上要求全部废除剥削制度和科巴制度。白玉县20余户农奴理直气壮向头人提出减少地租的要求；新龙县150余户农民提出废除“乌拉”制度，并有70余人到政府控告，要求下令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稻城县140余人集体抗债，逼着债主接受了减轻债务的条件；巴塘县仅三个区就有1200余户人起来抗租抗债；九龙县两个彝族小伙因不堪奴隶主的残酷虐待，杀死了这个奴隶主；甘孜县两个头人也因夺走两个农奴耕种的土地而被打死。这一时期群众的自发斗争与1954年以前相比较，其范围扩大到土司头人制度统治较严的地区，斗争的次数较以前明显增多，斗争的程度和斗争的形式上较以前更为尖锐和明朗，出现了不少直接反对旧制度的斗争。

经过解放初期几年来以“团结上层”为主的工作，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坚决贯彻落实“团结、教育、改造”的统战方针，特别是通过参加工作、组织学习、参观，加之新中国宪法的颁布和康区群众力量不断增长，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内部有了分化，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他们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若不进行本地区、本民族的社会改革，民族的繁荣进步将是不可能的。民主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只有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才不会被历史所唾弃和淘汰。因而表示拥护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并协助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民主改革开展前，自治州政府收到上层人士赞成民主改革的书信57件，有289人签名。有的上层人士还主动减轻剥削或者停止对群众收租收债。如丹巴县的土司王寿昌、巴登、王尚文等，不但写了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申请书，并自1953年以来主动减轻了地租和差役。康定县明正土司甲联升除主动申请要求改革外，还动员8个寺庙上层喇嘛联名申请要求改革。民族、宗教上层的大多数进步人士赞成或不反对民主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甘孜藏区民主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