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正义成为一代经济学人关注的重要议题。汪丁丁把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概括为两个表现形式：初级表现形式--正义问题；高级表现形式--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心性自由问题）。物质生活维度的效率原则与精神生活维度的新型自由之间的冲突，或者，市场社会里“金钱话事”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可能存在持久冲突，正是汪丁丁界定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表现形式，在中国语境下，还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社会生活维度普遍的冷漠、不仁、不义，以及精神生活维度的空虚和精神贫困远未解决，此两大问题解决之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探索的主要议题。

■ 刘业进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一书的主旨，可以用本书封底作者的话来很好总结：“在无神的社会里，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数人是否感觉幸福。”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由于个人选择依赖于公共选择而发生的全部议题，简单地，作者给出了一个界定，新政治经济学＝效率原则正义原则。

一、一代经济学人的情怀

对经济学家而言，公共政策制定需要面对的最紧迫问题莫过于大大越过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和普遍的官僚化和腐败。因为按照经验，当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越过0.4以后，普选权、民主运动甚至推翻政府的暴动就会接踵而来。简单地看一个社会的财富在人口中的分布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如此高的基尼系数背后可能警示我们社会隐藏着大问题，那就是正义缺失。

求解正义成为一代经济学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作者界定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体制改革。然而更紧迫的政治改革议题，作者认为是打击腐败、建立机会均等的社会以缓解财富的不合理积聚，这涉及限制权力的问题，然而这一方向的不恰当理解是要“均贫富”，这是中国人最需要避免的。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收效甚微，作者给出一个解释，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情感训练，而宽容（包括宽容政治反对派），是民主政治的第一项情感训练。不宽容是对民主政治损害最烈的一种文化；没有宽容，就没有民主政治。用赫希曼的概念，退出和喊叫是人们表达意见的两种方式。在中国，喊叫的权利被事实上取消将引发严重的长期后果。因为喊叫的权利被剥夺导致“头脑流失”，结果留下来的人多为两类：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法反抗的大众，二是社会权贵。这样的社会结构，中间阶层消失，没有缓冲和理性对话的空间。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鼓励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和自利行为，最后导致冲突不可避免。这里道理非常深刻。按照经济学家奈特的观点，市场经济嵌入于法律和制度之内运行，而法律和制度是社会主动过程需要求解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自由对话求解，并在外化行动中得以确立。

关于正义的实现方式，作者认为“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议题而言具有启发意义。公共理性对于正义的实现至关重要。民主，不能仅仅被视为公共投票的要求，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理性的实践。毕竟，投票的有效性极大地取决于其他条件如言论自由、获得信息的程度以及异议的自由。投票本身是远远不够的。推进公共理性最需要的，是赋予受剥夺群体表达机会，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多元身份进而形成包容的价值观（最后一点对防止宗派暴力、恐怖主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与两阶段历史有关。首先是全能政治的历史，它使中国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丧失了判断力。其次，前述历史在极端时间内衔接了一段新的历史，即商业利益与权力之间勾结，由此而生的是普遍的腐败。这两种情形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都是常识掩蔽、社群感丢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据此作者做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判断。

二、理论、方法与问题

本书开篇以及贯穿全书的是作者倡导的分析社会基本问题的三维理解框架：物质生活维度、社会生活维度、精神生活维度。相应地，个体感知幸福的来源，对应这三个维度分别是效率、正义和自由。此三维框架也最适合历经百万年演化的人脑的理解框架。我们关心的议题，从物质生活维度是效率；从社会生活维度是正义；从精神生活维度是心性自由。

对“社会科学的事实”，汪丁丁称之为“整体之事”、“群体之事”。那些强烈关切个体利益和幸福的社会科学事实是所谓整体之事，社会科学事实是整体之事的一般化。对社会科学事实采取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在政策实践中采取工程技术思维处理之，乃是人类二十世纪灾难最隐秘的根源。

对“社会科学的事实”更一般、更深入的研究是对所谓复杂现象及其涌现秩序的研究。在本书的一个附录中，作者探索了“涌现秩序的表达”，我相信这是一个将持续困扰着全部社会科学很长时期的一个重大基本理论问题。

对合作秩序的正确理解也依赖于人本身的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合作秩序永远面临两大威胁，一是来自本能对秩序的反抗，一是来自理性对秩序的反抗，前者是对程序正义没有耐心，后者则是面对程序正义按捺不住机会主义的诱惑。其实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和认知困境。历史上那些导致文明停滞和倒退的一次次事件背后，不可否认其指导思想本身存在社会知识上的错误和缺陷。

三、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基于广阔而深厚的理论背景和长期思考，作者把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概括为两个表现形式：初级表现形式--正义问题；高级表现形式——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协调问题（心性自由问题）。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结论的背后其实有非常复杂曲折的推导过程。

人是一种文化存在物。广义的文化概念涵盖物质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可以从社会演化论的视角的不同侧面观察文化现象。借助于符号，广泛的联合生存才有可能发展和进化，因此人类又可以被视为符号的动物，文化史一切依赖符号活动的事情。群体选择构成文化演化的动力，那么文化又表现为那些胜出的群体的内部维系分工和合作的规则。总之，人类独有的文化有三个特征：符号能力和符号的使用（典型的如语言）；复合工具的创造和使用；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典型的如家庭、企业和政府）。

如梁漱溟的观察，中国的文化性状表现为“伦理本位”，中国人生活在人情世故的层层包裹之下；西方人生活在自由而孤独的个性天地里；印度人生活在业果与轮回的隔世想象中。天——命——性——情——道，再到敬、诚，是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性情形而上学之路。从知性形而上学的逻辑前提和精神基础，导致西方人的“法治”传统，从性情形而上学前提，导致中国人的“人治”传统。任何社会达到有效治理都需要确立权力的合法性。所谓“道统”就是中国文化性情形而上学的正宗传统，它的社会功能在于对政治权力提供道德评判，如宋明理学的“理”就是人间秩序的终极评价原理。

中国问题是一个从旧社会的解体迈向新秩序的全面社会重建问题。中国社会之核心症结是“有家而无社会”、“有亲情而无政治”，或曾经支撑“社会”的力量已经全面崩解。建设新秩序的途径，百年来药方无数

一百多年来，在效率原则引导下，中国的物质生活维度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社会生活维度和精神生活维度进步有限。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其最大代价是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怀的普遍衰退，迟至今日，这一局面未有改观，绝大多数人丧失了作者所谓“深层次情感交流”的能力。更深层次地，效率原则指导下的发展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有着激烈的冲突。于是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人，传统已被摧毁。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使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其长期策略是使中央计划体制下完全丧失的社会重新生产（培育）出来。

四、在当下语境探讨正义与效率

某种程度上，改革的目标，正义，也就是寻求建立“良政”或“良治”。作者根据文献整理列出“良政”三条件：（一）足够广泛的阶层享有产权保护；（二）精英及其他强势群体的自我节制；（三）较充分的社会流动性与机会均等。其中最为恶劣的情况，作者认为是第二方面，中国加速的官僚化趋势过滤了一系列偶然性导致的政策建议或社会选择议题，官僚政治及其腐朽性构成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物质生活维度的效率原则与精神生活维度的新型自由之间的冲突，或者，市场社会里“金钱话事”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可能存在持久冲突，正是作者界定的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表现形式，在中国语境下，还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作者感叹，我们这几代人既没有（生活在）健康的市场经济，又没有融入中国人情感深层的国学传统。深层的情感交往是幸福的源头之一，它包括人与人的深层情感交往以及人与高级存在的情感交往（即信仰）。一百多年来，求富裕是官方和民间共享的话语，心性自由问题被遮蔽了并将随着市场社会的完善更加凸显出来。

中国人基本成功地实现了从匮乏到富裕的转变，但社会生活维度普遍的冷漠、不仁、不义，以及精神生活维度的空虚和精神贫困则远未解决，此两大问题解决之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探索的主要议题。

注：本文摘编自《读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汪丁丁，中国经济学家。199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