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古代史

泸定县加郡乡安家湾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证明4000多年前泸定地区就有人类居住。1985年3月,在大渡河沈村河边出土战国时期巴蜀柳叶形虎纹铜剑。2012年4月,在泸定伞岗坪出土青铜剑、青铜戈、青铜镜、青铜箭头、青铜手镯等青铜器20件,另外还出土了陶器残片40余件。据有关专家分析,推断,这批文物的年代应为战国中、晚期。此前在泸定县的沈村、冷碛、德威等地也曾出土过类似的青铜器。沈村汉墓中的汉砖和汉瓦及沈边土司辖地内出土的西汉五铢钱等。这些文物用无声的语言,证实了泸定县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春秋。

沈村在商、周为笮国之都,秦为首任蜀郡太守张若所灭后,置笮都县。至汉代,受汉招抚而因之。这便是西汉文学大师司马相如对汉武帝所说的“(蜀西古道)秦时尚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大渡河两岸所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各种文物,印证了《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记》中所记武王伐纣,古梁州“庸、蜀、羌、旄、微、卢、彭、濮”等八个部族小国,都曾出兵中原,会师牧野,助武王伐纣的这段历史。有的小国还在作战中立了功,以后被封为诸侯国,与周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八个部族中的羌,就是西羌,即冯蕙峦诗：“唐筑三碉城(今汉源县三交坪),西羌久不战。韦（韦皋）、李(李德裕)善筹边,名王供珍膳。笮马与牦牛,耕凿民风变。……”中所说的西羌；旄,就是旄牛夷,他们都在甘孜州。即《后汉书·西羌传》中所说的旄牛种,其本部在折多山以西的木雅乡。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太史公又说：“夫神龙以前,吾不知已。”他的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应为万世之表率。他在《史记·周本记》中,摘引《尚书·牧誓》,一字不漏,足见其治学之严谨。应该说《史记》中所记每一人、每一事都无虚妄,我是深信不疑的。更何况二十五岁的太史公司马迁曾于元鼎六年,受汉武帝之命,作为汉朝的特使,“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今西昌)、笮(今泸定沈村)、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亲自到了沫水岸边的笮都沈村,园满完成了使命。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还对笮都、沫水、若水及西南夷地区的山川风物、民俗民情、文物古迹、历史人物等都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为《史记》中《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篇章的创作积累了详实可靠的材料,增加到可信赖的科学性的程度。

历史上的若水(雅砻江)和沫水(大渡河)一样,流经不同地段有不同的名称。《华阳国志》、《汉志》旄牛县：“鲜水(今雅砻江支流鲜水河)出徼外,南入若水(雅砻江)。”根据上述记载,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也就是在今甘孜州雅江一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记“(司马相如)西至沫水、若水”,自然是到了大渡河边的笮都(泸定沈村),完成招抚任务后,再过溜索桥西行至若水,即今雅砻江边的雅江一带地方又招抚了那里的旄牛夷。回到朝廷报告汉武帝,武帝十分高兴(“还报天子,天子大说(通悦)”)。司马相如的行进路线是由长安出发,沿秦蜀古道至成都，再沿商、周时期羌旄助武王伐纣、出兵中原的行军路线,由成都西行,经汉嘉（今雅安）、严道(今荥经)、黎州(汉源)到沫水岸边的笮都(泸定沈村)。这条古道也是秦时首任蜀郡太守张若攻取笮国的行军路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至沫水、若水,南至……。”这段话中的方位是十分准确的。到了沫水后,无论往邛(今西昌),往冉(今汶川)都不是西行。因邛在沫水笮都(泸定沈村)之南,冉在沫水笮都之北,所以我们认为司马相如“西至沫水、若水”，就是到甘孜州泸定县大渡河(沫水)边的沈村后,再西行至雅砻江(若水)边的雅江一带,除此之外都不是西行。这也算是对去年和丹叔老师未果讨论的一个了结吧。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文物古迹的证实,今天的泸定县在商、周时期,位于粱州(巴、蜀)之西。大渡河西岸为旄牛夷国东岸为笮都夷国。秦为首任蜀守张若所灭后,置笮都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太史公司马迁“奉使(由长安出发)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叙》)。回京复命后,不久,南越又反。“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笮侯。……乃以邛都(西昌)为越西郡,笮都（沈村）为沈黎郡……”(《史纪·司马相如列传》)。以上便是甘孜州泸定县的上古史和中古史。从西汉元鼎六年以后,则今《泸定县志》有详尽的记载,无需赘述。  (全文完）